她的师父知道这件事。
师父姓温，单名一个如字，今年七十三岁，是国内古画修复领域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柯依柳二十二岁那年第一次向师父坦白自己能看到那些东西时，温如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能看见是缘分，也是业障。你自己掂量。”
她掂量了五年，没掂量明白。
直到今天下午，她在元代的青花瓷片上，看见了一个僧人的背影。
那不是山水，不是雾气，不是飞鸟和水珠。那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带着明确身份和方向的人。他在走，在往某个地方走，而柯依柳看着他，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巨大的、几乎要将她整个人吞没的悲伤。
那种悲伤毫无来由。她明明不认识这个僧人，明明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明明只是在古画的颜料层中瞥见一个模糊的轮廓，可她的眼泪就那么掉了下来，毫无征兆，猝不及防。一滴，两滴，落在工作台的玻璃台面上，发出极轻微的声响，在空旷的修复室里听来却像是什么东西碎裂了。
她慌忙退后一步，用袖口去擦眼泪，越擦越多，到后来索性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无声无息。
修复室朝北，窗外有一棵老槐树，深秋了，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在风里哗啦啦地响。远处隐约传来钟声，是灵隐寺的晚钟，隔着半个杭州城传过来，被雨雾一裹，变得又闷又远，像是从水底浮上来的。
柯依柳哭了一会儿，终于止住了。她站起来，用冷水洗了把脸，重新戴上护目镜，坐回工作台前。
那个僧人的背影还在。
但这一次她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僧人左手握着的那件东西，不是什么拂尘，也不是笔，而是一截纱。半透明的、薄得像蝉翼的纱，被他攥在手里，一端垂下来，在风里飘着，飘得很慢，像是风也舍不得让它飘得太快。
半壶纱。
这三个字忽然从她心底浮上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到这三个字，她甚至不确定“半壶纱”究竟是什么。是一种布料？一件器物？还是一句诗？她搜遍记忆，确认自己从未在任何文献里见过这个词，但它就那么稳稳当当地停在她脑海里，像是它本来就在那里，只是被什么东西盖住了，此刻被这幅画轻轻一揭，便露了出来。
窗外的雨大了。
柯依柳没有再动那幅画。她用一块素绢将画幅轻轻盖上，关了修复灯，锁好门，走出修复室所在的旧楼。雨丝斜着打过来，她撑开伞，沿着石板路往外走。这座修复中心建在西湖西面的山脚下，是文物局下属的单位，地方偏僻，平时少有人来。她喜欢这里的安静，树木多，鸟多，一到傍晚，满山的松树和香樟散发出的气味混在一起，被雨水一激，清冽得像是把整个肺腑都洗了一遍。
走到大门口时她停住了。
门口站着一个人。
是个男人，高而瘦，穿一件深灰色的长款风衣，领子竖起来，半边脸埋在阴影里，露出的下颌线条很干净。他没打伞，雨水把他的头发打湿了，一缕一缕贴在额头上。他似乎并不在意，微微仰着头，在看大门左侧那棵银杏树。树龄据说有三百年了，深秋时节满树金黄，被雨水一淋，叶子沉甸甸地垂着，偶尔有一两片承不住雨水的重量，旋转着落下来，落在他的肩上和脚边。
柯依柳不认识他。修复中心不对外开放，偶尔有访客也需要提前登记，门卫老周认得每一个常来的面孔，不会随随便便放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
她走过去，伞举高了一点。
“你找人？”
男人转过头来。
后来柯依柳无数次回想这一刻。她在心里把这一幕拆解成无数个细节——雨的大小、光线的明暗、银杏叶飘落的角度、他转头的速度、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那道光。她反复拆解，反复重组，试图从中找出某种证据，证明这一刻并非偶然，证明他们在这一刻之前，已经以某种方式相遇过无数次。
他的眼睛是很深的褐色，像陈年的普洱茶汤，在雨天的光线里几乎接近于黑。他看着柯依柳，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微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轻到像是水面被风吹出的一道细纹，转瞬即逝，可柯依柳觉得那道细纹底下藏着的东西深不见底。
“我找一幅画。”他说。
声音不高，被雨声盖住了一半，但柯依柳听得清清楚楚。他的普通话带着一点南方口音，不是江浙一带的软糯，更偏西南，像是云南或者贵州那边的腔调，尾音微微上扬，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温和感。
“什么画？”
“《青花瓷片图》。”
柯依柳握伞柄的手紧了一下。这幅画今天刚到，修复申请是三天前才批下来的，连修复中心的内部系统都还没来得及录入，除了送修的藏家本人和经手的两个工作人员之外，不应该有任何人知道这幅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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