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起手机，看到白三生在十分钟前发来了一条微信，只有一张图片，没有文字。图片是他画室里那幅《渡》的局部特写——柳依折柳的那个身影，比前天更清晰了。前天还只是轮廓，今天已经能看到她的发髻上那朵小花。白三生在图片下面终于打了一行字：“她越来越清楚了。我不知道她想让我看到什么。”
柯依柳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再打，再删。她想说“她大概只是想让你多看她一会儿”，觉得太轻了；想说“因为观音的脸画完了，她终于有空了”，又觉得太绕了。最后她只发了三个字：“我过来。”
她锁好修复室的门，把“修复中，谢绝参观”的牌子重新挂正，经过走廊的时候看到温如的鸟房还亮着灯，十几只画眉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地叫着，声音清脆婉转，在这个安静的傍晚里听起来格外热闹。柯依柳在鸟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玻璃门往里看。温如不在——温如从上个月起就不太来修复中心了，说是腿脚不好，把日常事务都交给了柯依柳和另外两个年轻修复师。鸟房的灯是自动定时的，每天下午四点亮到晚上八点，温如说画眉鸟怕黑，晚上要开着灯它们才肯睡。这个曾经在莫高窟的黑暗里站过两个小时的女人，给她的鸟留了一盏不灭的灯。
柯依柳伸手隔着玻璃点了点一只画眉鸟的喙，鸟歪着头看她，眼珠子亮晶晶的，像两颗黑曜石。她忽然想起白三生说过的话——他说他祖父在法门寺看到袈裟上的血字之后，整个人变了，把工艺美术厂的工作辞了，跑到大理苍山脚下的观音院出了家。一个人的人生的转折点，有时就是一个小小的瞬间：一瞥、一个念头、一个老和尚在偏殿里说的一句话。温如的转折点是莫高窟洞窟里的那场黑暗，在那个洞里她遇见了柳依。白三生祖父的转折点是法门寺袈裟上那行血字。而她自己的转折点，是一幅画里一个僧人的背影。
她走出修复中心的大门。外面的空气湿润得像一块刚拧过的毛巾，天空是深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运河边的游客比平时少了一大半。她走到白三生的画室门口，发现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铅笔在画纸上快速移动的沙沙声。她轻轻推开门，看到白三生正坐在画案前画画。他身上穿着一件被颜料染得五颜六色的旧卫衣，头发乱糟糟的，显然一整天没出过门。画案上、地上、墙边堆满了草稿纸，每张纸上都画着桥。各种各样的桥。和前天不一样的是，这些桥不再孤立了。每座桥的两端都开始有了具体的风景——桥这头是竹林，桥那头是柳树。有一个人走在桥上，看身形是个穿灰袍的男人。他走的方向是从柳树往竹林走。
“你在画他回来。”柯依柳站在门口说。
白三生没有抬头，但他的铅笔停了一下。“我画了三天，画的都是他在往外走。今天早上醒过来，突然不想往外走了。”他收起笔，把画稿转过来给她看，“你看这座桥的方向。桥这头是西，桥那头是东。他从西往东走——他在回来。”
柯依柳走到画案前拿起那张草稿。纸上是一个僧人的背影，但和她第一次在修复室里看到的背影完全不同。那幅青花瓷片图里的背影是沉重而决绝的，双肩紧绷着，整个人向前倾，像一把被拉满的弓。而这张草稿里的背影很松弛，肩膀微微后仰，步伐不快，像一个人走完了所有该走的路，现在只是在回家的路上慢慢地走着，不急不躁，因为他知道家里有人等着，而那个人会一直等。从敦煌少年时期那个不知为何向西的背影，到今天这张转身向东的归途，白三生用了二十多年才完成这个转身。
“你画了他二十多年。”柯依柳轻轻地说，“从往西走到往东走。”
“不算长。”白三生说，“他走了一千多年。”
白三生站起来，走到那幅巨大的《渡》前面。画里的柳依又比一小时前更清晰了一些——现在能看到她的侧脸轮廓了，一道极淡极淡的弧线，从额头沿着鼻梁往下，停在嘴唇的位置。嘴唇微启，像是在说话，又像是刚刚说完一句话正在等对方回答。
“我觉得她在说话。”白三生说，“但我听不见。我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调光线、凑近看、甚至用放大镜。她就在那里，嘴唇在动，可我看不出她在说什么。”
柯依柳走到画前，和白三生并肩站着。她盯着柳依的嘴唇，盯了很久。“她说的是‘你回来了’。”她说完之后自己愣了一下，她不确定这是自己的猜测，还是柳依的记忆又一次借她的思维在运转。从龙泉回来后，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她会在不经意的时刻突然“知道”一些她没有理由知道的东西，比如柳树下那块石头上刻着“依在此”的笔顺，比如无名的僧袍上有一股淡淡的陈醋味，再比如此刻站在画前面，她确凿无疑地知道画中人的唇形是在说哪三个字。
白三生把《渡》从画架上小心翼翼地取下来，在旁边放了一排小号的草稿纸。他拿起一支最小的画笔，蘸了一丁点钛白，在颜料盘上调得很淡。他的笔触极轻极轻，在柳依唇边的墨色上只轻轻地扫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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