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三生在大理又耽搁了几日，回杭州已过了寒露。萧山机场落地的那个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迟迟不下。柯依柳在接机口等他，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风衣，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剪短了些，刚好落在肩胛骨的位置。他推着行李车走出来，她没挥手也没喊名字，只是往前走了两步，让他能第一时间在人堆里找到自己——他已经找到她了，脚步不自觉地加快，行李车的轮子在光滑的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走到跟前他停下来，两个人隔着一道不锈钢栏杆对视了几秒。她说你瘦了，他说你也瘦了，然后同时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像深秋的桂花香，若有若无的，但真实存在。她从栏杆那边绕过来接过他手里的画筒，画筒很轻，里面只装了几张在观音院描字时顺手画的速写。他空出来的手很自然地握住了她的手，手很凉，和他的一样凉。两个手凉的人在航站楼的自动门前站了片刻，外面的风灌进来，把柯依柳风衣的下摆吹得轻轻翻动。
他们打了一辆车回市区。出租车在机场高速上飞驰，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被车轮卷起的风带着翻几个跟头又落回地面。柯依柳把头靠在白三生肩上，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她只是在这个短暂的、被封闭在车厢里的时间里把最近的事在心里默默串了一遍——他找到了杨兰因的塔基和晒经石，赵若兰把《半灯录》和那只装着山茶花籽的布袋交给了她，温如的骨灰已经分别安在了莫高窟、灵隐寺和柳树下，白三生祖父的遗物里最后一块木牌也已经在终南山刻了新的归宿。她说师父的事都办完了。白三生嗯了一声。她又说，杨兰因的事也办完了。
白三生转过头看着她。车窗外的光线忽明忽暗地掠过他的脸，他的表情很安静，但眼晴里有什么东西在缓缓地沉淀，像一杯放了太久的茶，最后一点悬浮的碎末终于沉到了杯底。他说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她问什么事。他说，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出租车在河坊街口停下。天色向晚，街上的游客不多，石板路被秋雨润过，泛着湿润的暗光。白三生牵着柯依柳的手穿过半条河坊街，拐进一条她从未注意过的窄巷，巷子尽头是一扇很不起眼的木门，门上没有招牌，只贴着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一个“茶”字。他推开门，里面是一间极小的茶室，只有三张桌子，墙上挂着一幅未装裱的水墨山水，落款是“白砚行”——白三生的本名。
茶室最里面那张桌子旁坐着一个老人，背对着门口，正在用茶针撬一块普洱。他的背很直，银白的头发剃得极短，贴着头皮，露出后颈上一颗很小的痣。那颗痣的位置和白三生后颈上那颗一模一样。白三生走到老人身后，轻声叫了一声——“爸。”
白砚行转过身来。他比白三生记忆中老了很多，脸上的皱纹比他走的时候多了好几倍，眼窝更深了，颧骨更突出了，年轻时那种笨拙而温和的神情还在，但被岁月压得很薄，只剩下嘴角微微上扬时还残留着一丝当年的影子。他看着白三生，没有激动，没有流泪，只是很慢很慢地把茶针放在茶盘边上，站起来伸出双手，握住了儿子的肩膀。握了很久，久到茶壶里的水烧开了自动跳闸，咕噜咕噜的沸腾声渐渐平息下去，他才说了一句话——“你回来了。”
白三生点了点头。白砚行又看向柯依柳。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鞠了一躬。白砚行看了看她的脸，又看了看她左手腕上那只玉镯，然后松开白三生的肩膀，退后一步，缓缓地坐回椅子上。他低头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把什么东西从记忆的最深处慢慢往上拉。然后他开口，声音很沉很慢：“这个镯子，是你奶奶的。”
白三生怔了一下。白砚行说的“奶奶”不是白三生的祖母——白三生的祖母在他出生前就过世了——而是白砚行的奶奶，也就是白三生的曾祖母。白砚行年轻时在工艺美术厂当画工，他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来不讲家族的事，只在他结婚那年给了他一方老墨——就是那方刻着“壶”字的墨——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要收好。他收了，但不知道“壶”字的意义，直到后来出了家，在法门寺看到那件袈裟上的血字，才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方墨不是一件普通的遗物。但他始终不知道玉镯的存在。他只知道他母亲——也就是白三生的奶奶——手腕上常年戴着一只青白色的玉镯，去世的时候镯子被取下来，按照她的遗嘱交给了白三生的祖父。镯子内侧刻了一个“依”字，他小时候看过，但没人告诉他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白砚行把茶壶重新加满水，按下开关，水又开始咕噜咕噜地响。他从茶桌下面拿出一个老旧的铁皮饼干盒，盒子上的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马口铁。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旧信和几张黑白照片。他翻到最底下，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柯依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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