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次说，等种子发芽了，就去龙泉。”她把花铲上的泥土在水桶里洗干净，靠在花坛边上。
“嗯。现在发芽了。”白三生站起来，把洒水壶里的水倒干净，倒扣在花坛边的石阶上，然后转过身看着她，“种子发芽了，该回去种花了。”
他们选在立夏之后第五天出发。这一次去龙泉，没有带很多东西——一个帆布袋，装着赵若兰给的另外半袋山茶花籽；白三生父亲留给他的那只锈迹斑斑的铁皮饼干盒，盒子里是曾祖母柳依的照片、祖父净观的信、几颗老窑底的青花瓷片，以及温如在大理山茶花田里拍的那张旧照片；一柄折叠铲；一套换洗的衣服。白三生把帆布袋挎在肩上，柯依柳背了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水壶和干粮。两个人从杭州东站坐高铁到丽水，再转大巴进龙泉，和之前几次一模一样的路线，但这一次坐在车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去龙泉的时候是深秋，她心里装着太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柳依是谁？无名僧是谁？那个在青花瓷片里藏了僧人背影的画师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二次去龙泉是冬天，雪很大，他们在柳树下点了酥油灯，把修复完的“依”字瓷片放在石头前面。第三次是春天，梅雨季，她把温如的骨灰撒在柳树根下。这一次是初夏，山茶花籽发了芽，铁皮盒子要埋在柳树下，该归还的东西全部都要归还。
车窗外浙南山区的初夏和杭州完全不同。杭州的初夏是湿漉漉的、黏糊糊的，空气里总拧着一股水汽。而龙泉的山里，初夏是干爽而明亮的，阳光从松林间穿过来，在地上打出斑驳的光斑。瓯江的水比春天更满了，从上游流下来的水带着山里的凉意，在河道里翻出白亮亮的浪花。远处山腰上的梯田刚插了秧，水田里映着天上的白云，一层一层的，像一面被裁成碎片的镜子铺在山坡上。
柯依柳靠着车窗，把铁皮盒子放在膝盖上，透过盒子上锈迹斑斑的马口铁皮感受着里面那些纸页和碎瓷片微微磕碰的动静。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白三生的曾祖母柳依，民国二十六年春天在柳树下折柳拍照的那个女人，她有没有回过龙泉？她嫁到大理之后，再也没有人跟她提过那棵柳树、那个缺了口的青瓷小盏、那幅画着她前世丈夫背影的《青花瓷片图》。她把镯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儿媳，儿媳在临终前褪下来交给白三生的祖父，祖父在圆寂前写进信里。她自己是柳问的后人，也是柳依的转世，但她大概到死都不知道这件事。她只是记得自己应该在柳树下折一根柳枝，折了就安心了。
“你曾祖母回过龙泉吗？”柯依柳问。
白三生摇了摇头。“祖父的信里没有提过。她嫁到大理之后好像再也没有离开过苍山。观音院的师父说她每年春天都会在院子里种一棵柳树，但大理的柳树长不大——海拔太高，冬天太冷，柳树插下去活不过第二年。她就再插一棵。插了一辈子。”
“一棵都没有活？”
“活了一棵。她去世那年春天插的。那棵柳树现在还在观音院后面，就是祖父屋子旁边那棵。长得不大，歪歪扭扭的，每年春天还是会抽几根新枝。”
柯依柳把铁皮盒子往怀里抱紧了些。观音院那棵歪歪扭扭的柳树，和龙泉大窑村村口那棵老柳树，隔着两千多公里的路，根在同一个女人的血脉里连在一起。她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来。她把头靠在白三生的肩膀上，闭着眼睛，让车窗外的阳光在眼睑上投下一明一暗的暖色。
到了大窑村已是午后。村口的石板路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里弥漫着新割的麦草香和从深山里飘来的松脂味。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坐在村口榕树下的石凳上乘凉，看到他们远远走过来，一个老农眯起眼睛认出了白三生。
“你又来了。上次是冬天吧？雪下得很大。”
“这次来种花。”白三生停下脚步，从帆布袋里掏出几颗山茶花籽放在老农粗粝的掌心里，“苍山上的茶花籽，种在柳树下。”
老农低头看了看手心里的种子，没有问为什么要把云南的花种在浙江的柳树下。他只是把种子小心地放进自己口袋里，说村头柳树底下的土太板了，几十年没人松过，他回头拿锄头去帮忙翻一翻。说着就站起来，从榕树下扛起一把靠在树根上的旧锄头，沿着石板路往柳树那边走去了。
柯依柳和白三生跟在老农后面走到村口那棵老柳树下。柳树比冬天时更茂盛了，万千条柳枝从树冠上垂下来，在初夏的风里轻轻荡着。树下的那块刻着“依在此”的石头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烫，石面上的字迹比上次来更清晰了一些——不是被人重新刻过，是春天雨水多，把石缝里积了一冬天的灰都冲干净了，笔画反而更明显了。石头前面那片空地上，上次白三生画的那块窑砖还在，砖上的桥和柳树被雨雪冲刷了几个月，丙烯颜料已经褪了不少，但桥的弧度和钴蓝色的柳叶还能辨认出来。砖旁边压着那块修复完的《青花瓷片图》复制件，透明防水袋完好无损，里面的瓷片纹样清晰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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