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前五天，白砚行又从大理寄来一个包裹。这次不是茶叶，不是山茶花籽，不是蓝靛布，而是一叠用旧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笔记本。包裹上贴着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三生、依柳：这些是你阿奶的东西。我在老屋衣柜最上面的隔层里找到的，放在一个靛蓝布袋里，布袋上绣着山茶花，和赵若兰寄给你们的那方帕子是一样的针法。布袋里除了笔记本，还有一包干透了的山茶花瓣，一束用红丝线扎着的白发，和一根已经断成两截的绣花针。”
柯依柳在修复室里拆开包裹。旧报纸一层一层地打开，露出里面三本极旧的笔记本。本子大小不一，最上面那本最小，只有巴掌大，封面是硬纸板的，裱着一层褪了色的靛蓝布，边角被翻得起了毛，布面上用极细的针线绣着一朵山茶花——和赵若兰寄来的蓝靛布上的山茶花针法一样，打籽绣，花蕊处打了一个极小的籽结。第二本稍大一些，是那种老式的线装毛边纸本子，封面没有任何装饰，只用毛笔写着两个字——“茶录”。第三本最大，是一本极厚的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边角用布条重新加固过，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钢笔字，字体极工整，每一笔的收笔处都有极细微的颤抖。
柯依柳把三本笔记本放在工作台上，先拿起最小的那本靛蓝布封面的翻开。扉页上只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字迹很端正，墨色已经褪成了暗褐色——“柳依手记。民国二十五年秋，于大理苍山下观音院。”她往下翻，内容很杂，有采茶的记录，有绣花样稿的草图，有供灯时的心得，还有一些像是随手记下的日记片段。每一页的字迹都很工整，但越往后翻，收笔处的颤抖就越明显。
其中一页写着：“清明后三日，雨。苍山上野茶发得极好，芽头比往年密。采了一上午，手指被露水打湿，冷得发麻。但心里是暖的——砚行他爸来信说今年年底能回来。等他回来，我用新茶给他泡第一壶。”
翻到中间，有一页被撕掉了一半，残留的部分写着：“砚行来信说今年回不来了。工厂赶工，请不到假。我把新茶用锡罐封好，放在观音像前供了三天。观音菩萨，我不求他赚多少钱，只求他回来的时候，这罐茶还没有陈。”
再往后翻，最后几页的字迹已经抖得很厉害了，但每一个字还是写得极其认真：“咳嗽又重了。梅树开了花，山茶花也打了苞。今年冬天比往年冷，苍山上的雪线比去年又往下退了半里。观音殿里的长明灯我每天去添油，灯芯捻得很紧，油能省着些用。砚行他爸的腿又疼了，变天就疼。他在床上躺着，我在灯下绣花。绣的还是山茶花。绣了一辈子山茶花，从来没有绣过别的花。山茶花是等人的花——杨兰因在苍山上种山茶花等既至回来，我在苍山下种山茶花等砚行他爸回来。同一种花，同一个姿势。”
柯依柳把这本靛蓝布封面的手记轻轻合上，放在工作台上。她又拿起那本写着“茶录”的毛边纸本子翻开，扉页上只有一行字——“苍山野茶采制法。柳依，民国二十六年春。”里面用工整的毛笔字详细记录了苍山野茶的采制流程：清明前后采，只采一芽一叶，芽长不过半寸；采回来的鲜叶要摊晾半个时辰，让叶面上的露水自然蒸发，不能用布擦，擦了伤白毫；杀青要用铁锅，锅温不能太高，用手背在锅面上方三寸处感觉微微烫手即可；炒茶时要用手在锅里极快地翻动，不能用铲子，铲子会压碎叶片，必须用手指——拇指和食指捏住芽尖，无名指微微往内侧收，在锅底画一个极小的圆弧，把茶叶从锅底轻轻托起来再翻过去。
她读到无名指的动作描写时，用指尖极轻极轻地摸了摸自己左手腕上的玉镯。柳依炒茶时无名指的动作和她画沁念时握笔的动作一模一样，和杨兰因握刻刀时无名指微收的角度一模一样，和白砚行握茶针时无名指的弧度一模一样，和白三生握画笔时无名指的姿势一模一样，和明观握铅笔时无名指的角度一模一样。这个动作贯穿了整条时间线：从杨兰因在苍山上握刻刀开始，到柳依在龙泉窗前握笔画沁念，到柳依在既至溪畔采茶炒茶，到白砚行在观音院帮母亲削茶花枝，到白三生在画室里画桥，到明观在药师殿临摹日光菩萨左眉——六代人，同一种无名指的弧度。那不是遗传，是每一个在这条路上持灯等待的人都在用同一种姿势握着同一种光。
她又拿起那本最厚的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翻开。这本和前两本完全不同——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钢笔字，不是日记，不是采茶记录，而是一封一封写给一个人的信。每一封信的抬头都是同一个名字：“砚行吾儿”。没有落款，没有日期，每封信的长度不一，有的只有寥寥几行，有的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信的内容涵盖了几十年的时光——从砚行离开大理去广东打工写到他在广东结婚生子，从白三生出生写到白三生被送回观音院，从净观老和尚圆寂写到她自己身体日渐衰弱。这些信从来没有被寄出去过。她把它们写在笔记本里，压在衣柜最深处的靛蓝布袋里，和一包干透了的山茶花瓣、一束用红丝线扎着的白发、一根断成两截的绣花针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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