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远的晨光，带着一丝锐意的清爽，照在县衙新挂出的《新政告示》上。经过刘晔、邓铿等人的反复推演，结合定远的实际情况，龙天策终于下定决心，推出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改革措施，旨在彻底扭转定远积贫积弱的局面，真正实现“官民同心，共兴定远”。
新政的核心，有四：
其一，官绅一体纳粮。打破以往“士绅免税”的惯例，规定无论官员、乡绅还是普通百姓，均按土地亩数缴纳赋税，废除“人头税”，改为“土地税”，多占地者多缴税，少占地者少缴税，无地者免税。这一条，直指乡绅豪强的核心利益，是新政中最锋利的一刀。
其二，改革水利。以杜哲的规划为基础，将全县水利工程纳入县衙统一管理，废除以往“谁修谁用”的零散模式，改为“按亩出工，共同受益”，并设立“水利基金”，由县衙统筹，从赋税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维护费用，确保水渠、堤坝长期可用。
其三，改革经济。扩大织坊规模，由县衙牵头，成立“定远布行”，统一收购百姓布匹，远销外地；鼓励农商，降低商户税，简化通关手续；清查市面上的劣质货币，由县衙统一铸造“定远通宝”，稳定物价。
其四，改革官员俸禄。提高基层官吏的俸禄，确保“足以养家，不必贪腐”，同时严厉打击贪墨，一旦查实，轻则罢官，重则入狱，以“高薪养廉”配合“严刑峻法”，净化吏治。
《新政告示》一经贴出，立刻在定远引起了轩然大波。
百姓们围着告示，听识字的幕僚宣读，起初是难以置信，随即爆发出抑制不住的欢呼：
“官绅一体纳粮？真的假的？黄老爷他们也要缴税了？”
“太好了！我家只有三亩地，以后再也不用替地主缴那份‘人头税’了！”
“扩大织坊？那俺媳妇织的布，就不愁卖不出去了！”
而乡绅豪强的反应，则截然相反。
黄伦看到告示的那一刻，手中的茶杯“哐当”一声摔在地上，茶水溅湿了他的锦袍。他死死盯着“官绅一体纳粮”那一条，脸色由红转白，再转青，浑身止不住地颤抖：“反了！反了！他龙天策是要刨我们的根！”
王地主、李乡长等人闻讯赶来，看到告示，个个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炸开了锅。
“士绅免税，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他一个黄毛小子，也敢改？”
“按亩缴税？我家有千亩良田，岂不是要缴掉一半家产？”
“水利按亩出工？我家的地靠河近，凭什么要帮远地的人修渠？”
愤怒过后，是深入骨髓的恐惧。他们清楚，这新政一旦推行，自己数十年积累的特权和财富，将被剥去大半，甚至可能沦为与普通百姓同等的纳税户，这是他们绝不能容忍的。
“绝不能让新政落地！” 黄伦一拳砸在桌子上，眼中闪过疯狂的光，“他要推新政，我们就给他处处设卡，让他寸步难行！”
一场针对新政的全面掣肘，就此展开。
官绅一体纳粮：从“阳奉阴违”到“煽动民怨”
新政推行的第一关，便是核定土地亩数。邓铿带着衙役和幕僚，挨家挨户登记土地，却发现难度远超想象。
黄伦等人表面上表示“拥护新政”，暗地里却指使家丁、佃户隐瞒土地。王地主家的千亩良田，账面上只报了三百亩，其余的要么假称“借给亲戚耕种”，要么干脆说是“荒地”；李乡长更是将自家的果园、鱼塘全部划入“免税的祖祠用地”，拒不登记。
更阴险的是，他们开始煽动那些原本依附于他们的佃户。
“你们看，龙大人是要让士绅缴税，可士绅缴了税，还能给你们减租吗？” 黄伦的管家在村口煽风点火，“到时候，士绅的税加在你们头上，租子涨了，你们更没活路了！”
“可不是嘛！以前士绅免税，我们还能沾点光，现在他们缴税，还能有我们的好？” 被蛊惑的佃户们，原本对新政的期待，渐渐变成了恐慌。
在黄竹村，甚至发生了佃户围攻登记人员的事件。“我们的地是租王老爷的，凭什么要我们报上去？要报让王老爷自己报！” 一群佃户拿着锄头，将邓铿等人拦在村外，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邓铿据理力争，却被淹没在指责声中，只能暂时撤回县衙。
“这些人，是在故意混淆视听，把官绅的税，转嫁成百姓对新政的恐惧。” 邓铿气得脸色发白，向龙天策禀报。
龙天策看着登记册上那些明显偏少的数字，眼中闪过冷冽：“他们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传我令，让夜凌带一队人，配合邓铿，重点核查乡绅的土地，凡隐瞒者，加倍征税，情节严重者，没收超额土地！”
然而，核查过程同样受阻。黄伦等人早已买通了几个旧吏，暗中向他们传递消息，让他们提前转移土地契约，甚至伪造“分家文书”，将土地化整为零，让核查队抓不到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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