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荣编织的“未来蓝图”起初像一层温暖的薄纱，轻柔地包裹着兰芝的心。那些关于“差八分”、“复习备考”、“将来当老师”、“子承父业”的话语，被他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出来，仿佛带着书本的油墨香和知识殿堂的微光。
兰芝在灯下缝补时，耳边总回响着他的声音，那声音描绘着一个有文化、有担当、前途光明的青年形象，让她觉得未来的日子有了依靠和奔头。她甚至偷偷攒下几个鸡蛋，想着给他补补身子。
然而，风言风语像初春河面的冰碴，猝不及防地刺破了这层薄纱。
那是在镇上熙攘的集市上。兰芝正蹲在一个卖针头线脑的小摊前。旁边两个挎着篮子的大婶，声音不高不低地闲聊着，话语却清晰地钻进她耳朵里：
“……那个孙启荣？嗨，还复习啥呀！早就不在县中了！我娘家侄子跟他一个村，说他天天在镇上倒腾些袜子、头绳、肥皂盒啥的，忙得脚不沾地，哪还顾得上看书哟！”
“可不是嘛！去年落榜后就一直这样了。听说他娘身子是不好，可也没见他真下地种过几回粮，心思都花在跑买卖和哄姑娘上了吧？”
兰芝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头顶，耳朵嗡嗡作响。那几个字——“早就不在县中了”、“倒腾小商品”、“哄姑娘”——像冰锥一样扎进心里。
她站起身，脸色煞白，顾不得摊主诧异的眼神，转身就走。脚下的步子越迈越快，最后几乎是跑了起来。她要去县中！她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
县中学的传达室，老旧的木框玻璃窗蒙着灰尘。兰芝气喘吁吁地站在窗前，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大爷，麻烦问一下，有个叫孙启荣的学生，是在这里复读吗？去年……去年高考差八分的那个。”
看门的老大爷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浑浊的眼睛在登记簿上扫过，又抬眼看了看兰芝焦急的脸，摇摇头，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孙启荣？早不在这儿了。前年落榜，去年开学就没来报到过。听说在外面跑买卖呢。复读？差八分？没听说啊。”
“嗡”的一声，兰芝感觉世界瞬间失去了声音。那面写着“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鲜红条幅在她模糊的视线里剧烈晃动，像一片燃烧的讽刺。
她扶着冰冷的墙壁，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才勉强站稳。所有的信任、憧憬，还有那些被他描绘的未来图景，在这一刻轰然倒塌，只剩下冰冷的欺骗感。
她找到孙启荣时，他刚从邻镇拉回一车杂货，正灰头土脸地从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往下卸货。袖口沾满灰尘，额角挂着汗珠，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磨破了角的账本，哪里还有半分“未来教师”或“复读考生”的模样？
“你骗我。”兰芝的声音很轻，却像淬了冰的刀子，直直扎过去。没有哭喊，没有质问，只有这三个字，承载了所有的失望和愤怒。
孙启荣卸货的动作猛地僵住。他抬起头，看到兰芝惨白却异常平静的脸，看到她眼中破碎的光，心里咯噔一下。那瞬间的慌乱几乎掩饰不住，但他毕竟是个中老手。
他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反应——没有辩解，没有反驳，而是缓缓地、极其沉重地蹲了下去，双手抱住了膝盖，把头深深地埋了进去。
狭窄的巷子，只有卸了一半的货物和尘土的气息。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只剩下他压抑的、带着哽咽的声音闷闷地传来：
“我……我不是存心骗你，兰芝。” 他抬起头，眼圈竟然真的有些发红，眼神里充满了被生活压垮的疲惫和无奈，“我娘的病……入冬又厉害了，咳得整宿睡不着，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家里那点薄田，去年遭了虫，收的苞米还不够交公粮的。我爹……唉，你也知道，指不上。”
他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像带着沉重的分量：“我……我得想办法啊！光指着种地，娘连药都抓不起。我托人打听，跑了几趟市里，想倒腾点紧俏货回来卖，指望着赚点快钱，先把娘的药钱凑上，把家里的饥荒堵一堵，然后再……再静下心看书。”
他开始描述那些“艰难”的细节：第一次进货被人坑了，赔得血本无归；为了省几毛车钱，扛着几十斤的货走了十几里夜路，脚底磨得全是血泡；好不容易赚了点钱，给娘抓药时，药房坐堂的老先生看着药方叹气，说有几味贵药实在买不起，只能换成便宜的，效果差很多……说到动情处，他声音哽咽，肩膀微微抖动。
最后，他颤抖着手，从怀里那个破旧的账本夹层里，小心翼翼地掏出几张卷了边、沾着汗渍的钞票。
他站起身，走到兰芝面前，不是塞，而是近乎虔诚地用双手捧着那几张可怜的钞票，递到她面前，眼神里是沉痛和哀求：
“这是……这是昨天卖完最后一点货，给娘抓了药后……剩下的。不多，就几块钱。兰芝，你拿着。我知道我骗了你，我该死！这钱……就当是我欠你的，一点点还。你要是不收，我这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这道坎儿。我……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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