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金没回答，只是看着她。
“因为你们不怕冷。”林小禾自己把话接上，“零下三十度，照样喝。喝完了，第二天该干嘛干嘛。”
她顿了顿：“我这种人，在你们这儿，活不下去。我怕冷。但我认识一种人，不怕，就是那种被人编了三十二条罪名，还站在窗前看涅瓦河版画的人。”
普金盯着林小禾，盯了很久，然后他嘴角动了动，很短，不知道算不算笑。
“你在东国当厂长？卖彩电？说实话，这让我有点不敢置信。你看上去很年轻，这并不符合东国的做事风格。”
林小禾耸肩：“我接手的时候，这是一个只剩300多老弱病残工人的厂子，账面上只有负债，没有资金，如果不是工人们堵在门口，连仅剩的几条生产线也要被曾经的管理层拉走。其实，这个厂子并没有糟糕到这个程度，但你懂的，企业改革嘛。”
普金心有戚戚然。
毛熊国的情况比东国糟多了，大规模普及的私有化，本质上是一场对国有财富的转移运动，是由国家主导的对全民资产的强制分割和拍卖。
他目光闪烁，揉揉额角，脸上闪过一丝无法被察觉的忧虑：“私有化的过程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92年，毛熊国政府为了迅速与苏联体制决裂，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为了让改革获得民心，他们设计了看似公平的人民主义方案。
即向每一个毛熊国的公民，包括刚出生的婴儿，发放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宣称这是国家70年积累的财富，人人有份。
国家发钱诶，看似很好，不是吗？
但黑色幽默来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到今年年底，这张证券的实际价值只够买两公斤香肠。
想到这里，普金一口干了一杯伏特加，心口堵得慌，有些话，不想说给眼前这个东国人听，只能独自消化。
偏偏这个东国女人格外直爽，把人心窝子戳得生疼：“我们的处境很相似，东国国内天天吵。有人主张一步到位，全盘私有化，让市场说了算。有人主张慢慢来，先搞承包，再搞改制。有人主张什么都别动，等着上面给钱。”
“吵了三年，最后发现，哪派都没用。有用的是那些不想死的人。”
普金眼睛瞪大，原来，东国已经走到毛熊国前头了？！
林小禾继续说：“你们这儿也一样。休克派，盖达尔那帮人，想让价格一下子放开，让国企一下子私有化，让卢布一下子自由兑换。结果呢？卢布成废纸，工厂成空壳，工人成乞丐。”
“温和派，切尔诺梅尔金那帮人，想慢慢来，先保大厂，再放小厂。结果呢？大厂保不住，小厂放不开，两头落空。”
“等死派，就不用说了，天天盼着莫斯科给钱。莫斯科有钱吗？没有。”
普金沉默了很久，最后苦笑道：“你真不像传统的东国人。你本可以说的更委婉些。”
林小禾摊手：“不好意思，让你伤心了。”
“……不怕得罪我？”
林小禾爽朗大笑：“我得罪的人可太多，你估计还排不上号。”
普金嘴角微勾，同林小禾碰了一杯。
一切尽在不言中，有些事，浅谈辄止。
两人就像认识多年的好友，在破旧的小旅馆里，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对饮。
普金的声音很慢：“我在圣彼得堡搞一个东西，叫特许证。”他说，“开饭馆的，开修车铺的，开小工厂的，只要交一笔钱，拿个证，就能合法干。不用等上面批，不用等银行贷款，不用等政策落地。”
他端详着酒杯：“有人骂我，说这是给资本家开路，是出卖社会主义。有人笑我，说这点小打小闹，有什么用？一万八千人等着吃饭，你搞几个小饭馆能解决什么？”
他喝了一口：“我不知道能解决什么。但我知道，什么都不敢，肯定什么都解决不了。”
林小禾看着他：“正常，我刚到长虹厂时，也没人看好我。哪怕到现在，我提出的方案，依旧被很多人质疑。”
普金举杯：“为这样的我们干杯。”
酒杯碰撞声，清澈无比。
普金看着墙上的画，缓缓开口：“我父亲，在基洛夫工厂干了四十年钳工。退休那年，厂里给他开欢送会，送了一块表，刻着劳动英雄。他天天戴着，死的时候还戴着。”
“他死的时候，厂已经没了。工人散了，车间空了，机器拆了卖废铁。他到死都没想明白，他干了一辈子的地方，怎么说没就没了。”
林小禾：“我们那儿，有个工人，也跳楼了。他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厂子被拆分的时候，他就从家里窗户跳下去了。”
林小禾顿了顿：“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我爸不是想死，是想不通。”
炉子里的火噼啪响着。
灰眼睛拿起酒瓶，给两个杯子都倒满。
他端起杯，对着林小禾举了举。
“为想不通的人。”
林小禾端起杯，碰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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