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金没回答,只是看着她。
“因为你们不怕冷。”林小禾自己把话接上,“零下三十度,照样喝。喝完了,第二天该干嘛干嘛。”
她顿了顿:“我这种人,在你们这儿,活不下去。我怕冷。但我认识一种人,不怕,就是那种被人编了三十二条罪名,还站在窗前看涅瓦河版画的人。”
普金盯着林小禾,盯了很久,然后他嘴角动了动,很短,不知道算不算笑。
“你在东国当厂长?卖彩电?说实话,这让我有点不敢置信。你看上去很年轻,这并不符合东国的做事风格。”
林小禾耸肩:“我接手的时候,这是一个只剩300多老弱病残工人的厂子,账面上只有负债,没有资金,如果不是工人们堵在门口,连仅剩的几条生产线也要被曾经的管理层拉走。其实,这个厂子并没有糟糕到这个程度,但你懂的,企业改革嘛。”
普金心有戚戚然。
毛熊国的情况比东国糟多了,大规模普及的私有化,本质上是一场对国有财富的转移运动,是由国家主导的对全民资产的强制分割和拍卖。
他目光闪烁,揉揉额角,脸上闪过一丝无法被察觉的忧虑:“私有化的过程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92年,毛熊国政府为了迅速与苏联体制决裂,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为了让改革获得民心,他们设计了看似公平的人民主义方案。
即向每一个毛熊国的公民,包括刚出生的婴儿,发放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宣称这是国家70年积累的财富,人人有份。
国家发钱诶,看似很好,不是吗?
但黑色幽默来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到今年年底,这张证券的实际价值只够买两公斤香肠。
想到这里,普金一口干了一杯伏特加,心口堵得慌,有些话,不想说给眼前这个东国人听,只能独自消化。
偏偏这个东国女人格外直爽,把人心窝子戳得生疼:“我们的处境很相似,东国国内天天吵。有人主张一步到位,全盘私有化,让市场说了算。有人主张慢慢来,先搞承包,再搞改制。有人主张什么都别动,等着上面给钱。”
“吵了三年,最后发现,哪派都没用。有用的是那些不想死的人。”
普金眼睛瞪大,原来,东国已经走到毛熊国前头了?!
林小禾继续说:“你们这儿也一样。休克派,盖达尔那帮人,想让价格一下子放开,让国企一下子私有化,让卢布一下子自由兑换。结果呢?卢布成废纸,工厂成空壳,工人成乞丐。”
“温和派,切尔诺梅尔金那帮人,想慢慢来,先保大厂,再放小厂。结果呢?大厂保不住,小厂放不开,两头落空。”
“等死派,就不用说了,天天盼着莫斯科给钱。莫斯科有钱吗?没有。”
普金沉默了很久,最后苦笑道:“你真不像传统的东国人。你本可以说的更委婉些。”
林小禾摊手:“不好意思,让你伤心了。”
“……不怕得罪我?”
林小禾爽朗大笑:“我得罪的人可太多,你估计还排不上号。”
普金嘴角微勾,同林小禾碰了一杯。
一切尽在不言中,有些事,浅谈辄止。
两人就像认识多年的好友,在破旧的小旅馆里,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对饮。
普金的声音很慢:“我在圣彼得堡搞一个东西,叫特许证。”他说,“开饭馆的,开修车铺的,开小工厂的,只要交一笔钱,拿个证,就能合法干。不用等上面批,不用等银行贷款,不用等政策落地。”
他端详着酒杯:“有人骂我,说这是给资本家开路,是出卖社会主义。有人笑我,说这点小打小闹,有什么用?一万八千人等着吃饭,你搞几个小饭馆能解决什么?”
他喝了一口:“我不知道能解决什么。但我知道,什么都不敢,肯定什么都解决不了。”
林小禾看着他:“正常,我刚到长虹厂时,也没人看好我。哪怕到现在,我提出的方案,依旧被很多人质疑。”
普金举杯:“为这样的我们干杯。”
酒杯碰撞声,清澈无比。
普金看着墙上的画,缓缓开口:“我父亲,在基洛夫工厂干了四十年钳工。退休那年,厂里给他开欢送会,送了一块表,刻着劳动英雄。他天天戴着,死的时候还戴着。”
“他死的时候,厂已经没了。工人散了,车间空了,机器拆了卖废铁。他到死都没想明白,他干了一辈子的地方,怎么说没就没了。”
林小禾:“我们那儿,有个工人,也跳楼了。他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厂子被拆分的时候,他就从家里窗户跳下去了。”
林小禾顿了顿:“他儿子后来跟我说,我爸不是想死,是想不通。”
炉子里的火噼啪响着。
灰眼睛拿起酒瓶,给两个杯子都倒满。
他端起杯,对着林小禾举了举。
“为想不通的人。”
林小禾端起杯,碰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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