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刚放下，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了。我拿起来，是秘书。
“顾总，您说的电影资料，我已经开始整理了。”
“进度怎么样。”
“初步名单已经筛出来，一共四十三部。按年代和类型分成了四类，华语文艺片为主，还有一些欧洲老电影。每部都做了说明卡，有剧情简介、导演特点，还有推荐理由。”
我翻开面前那叠刚送来的文件。纸张很新，边缘整齐，没有编号，封面空白。打开第一页，字迹工整，内容简洁。在《恋恋风尘》那页，写着：“侯孝贤作品，长镜头叙事，讲述少年离乡与铁路邮差的生活。画面安静，色调偏灰蓝，适合夜晚独自观看。”
我盯着最后一句看了几秒。她确实喜欢晚上看东西。我记得出租屋里那盏小台灯，光线昏黄，她坐在床边翻书，偶尔抬头看我一眼，问我有没有听懂她说的情节。
我把这张说明卡翻过去，继续往下看。到了《重庆森林》，备注栏写着：“王家卫代表作，讲都市孤独与便利店生活。节奏碎片化，情感隐忍。”
我拿起笔，在旁边写下：她喜欢的便利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孤独感？
写完这句，笔尖顿了一下。我想起她送外卖的时候，常常在等红灯时低头看手机。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但应该不是工作消息。也许是在刷影评，也许只是反复播放某段台词。
秘书站在我办公桌外侧，声音很轻：“这些推荐理由……我是根据调查报告里提到的习惯写的。比如她常去的小百花影院，排片以这类风格为主。还有她租过的DVD记录，也集中在八九十年代的作品。”
我点头，“做得对。”
她没动，也没再说话。我知道她在等下一步指令。
“继续保持现在的格式。但有一点要改。”
“您说。”
“不要只写客观信息。”
“……我不太明白。”
我把手里的说明卡递给她，指着自己刚写下的那句话：“加一点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多，一句话就行。写的时候要想，如果她是观众，会注意到什么？会因为哪一幕停下来？”
秘书接过纸，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您的意思是，让我试着从她的角度去看这些电影？”
“不是试着。”我说，“是要真的去看。”
她沉默了几秒，轻轻应了一声，“我明白了。”
她转身离开前，我叫住她：“明天把更新后的版本再送一份来。我要亲自过一遍。”
门关上后，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到角落的柜子前。打开最下层抽屉，里面放着一台老式投影仪，是我让助理上周买的。旁边还有一摞DVD，都是从苏晚常去的那家租赁店调出来的库存清单里挑的。
我拿出一张，封面上写着《一一》。导演是杨德昌。我记得保镖A的报告里提过，她曾在朋友圈转发过这部电影的台词：“爸爸，我觉得我也老了。”
当时我没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想知道。
我把光盘放进笔记本，点了播放。画面一开始是婚礼，人群嘈杂，主角站在角落，一言不发。我看着看着，想起她那天晚上加班回来，湿着头发坐在我对面吃面。我说要不要吹干，她说不想动。我就坐在旁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她。
那时候我以为那是疲惫。现在想，也许也是一种沉默的表达。
电影放到一半，我暂停了。屏幕定格在小男孩透过相机看世界的镜头。我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写：“她看这部电影时，会不会也想重新活一遍？”
写完又划掉“重新”，改成“认真”。
她不需要重来一次。她只是希望每一步都能被看见。
我继续看下去。看到父亲中风倒地，全家围在医院走廊，没有人哭，也没有人说话。那一刻我心里突然一紧。我想起她告诉我她妈妈走的那天，也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那天雨很大，我送完最后一单才赶回去。”
我没有问她后来怎么样了。那时候我还不是阿辞，我只是顾晏辞，一个习惯用支票解决问题的男人。
而现在，我坐在办公室里，试图通过一部老电影，理解她曾经一个人扛过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秘书准时送来新的资料册。这次的说明卡多了些不同。在《童年往事》那页，写着：“主角母亲病逝时，他坐在田埂上吃甘蔗。也许她也会记得，亲人离开前最后的样子，是一顿普通的饭，或是一句没说完的话。”
我看得很慢。一页一页翻过去，每一句新增的内容都像一把钥匙，轻轻插进我心里某个一直锁着的地方。
我拿起笔，在《一一》的说明卡背面写下：“下次如果能一起看，我想听到她说说，最喜欢哪一段。”
写完这句话，我停住了。
我不是在准备资料了。我是在练习怎么成为一个能听懂她话的人。
中午之前，我把所有片子列了个观看顺序。先从节奏平缓的开始，比如《冬冬的假期》《悲情城市》；再过渡到情感更复杂的，像《花样年华》《爱神·手》。最后才是那些需要静下心才能看完的，比如《站台》和《刺客聂隐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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