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华带着阿毛，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租界。
火车是绿铁皮的，里头挤满了人。
有穿长衫的先生，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有背着包袱的老头。各种味道混在一起，汗味、烟味、小孩的尿味，熏得人头疼。
阿毛趴在窗户上，眼睛瞪得溜圆，看外头的树、房子、田地往后跑。他没见过火车，没见过这么快的东西，一路“哇”“哇”地叫。
火车到站的时候，天快黑了。
德华抱着阿毛，背着包袱，跟着人群往外走。走出站，她就愣住了。
这地方，跟城里不一样。
街宽，宽得能并排跑好几辆马车。路灯亮，亮得跟白天似的。房子高，高得仰起头才能看见顶。路边有穿洋装的人，男的戴礼帽，女的穿裙子，走路昂首挺胸的。还有洋人，金头发，蓝眼睛，高的像铁塔，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阿毛拽着她的衣裳，小声说：“妈，我怕。”
德华说：“不怕，妈在。”
她抱着阿毛，站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车，心里头也慌。可她没慌太久——她这辈子，什么没见过？
她定了定神，顺着街往前走。
陈太太的表姐姓方，在租界里给人当管家，住的地方是东边一条弄堂。陈太太把地址写在一张纸上，让她到了租界就找过去。
她一边走一边问，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那条弄堂。
弄堂窄，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挤。两边是矮房子，窗户挨着窗户，门口堆着杂物。可跟柳树胡同比，这儿干净，地上铺着石板，没有烂泥。
她找到方家的门，敲了敲。
门开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探出头来，脸盘圆圆的，看着面善。
“找谁？”女人问。
德华说：“是方大姐吗？我是陈太太介绍来的，叫阿江。”
女人打量她一眼，又看了看她怀里的阿毛，点了点头：“进来吧。”
方大姐把她让进屋里，倒了碗水。
屋里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墙上挂着个洋人的画片，花花绿绿的。
方大姐坐下来，看着她，说：“陈姐来信说了，说你人实在，能干，带着个孩子。可我得问清楚——你男人呢？”
德华说：“死了。”
方大姐说：“这孩子是你亲生的？”
德华顿了顿，说：“是我捡的。捡的时候刚出生，养到现在。”
方大姐愣了一下，看着她，眼神变了变。
“捡的？”
“捡的。”
方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你这人，倒实诚。换个人，就说亲生的了。”
德华说：“捡的就是捡的，骗人干啥。”
方大姐点点头，又问：“你都会干什么？”
德华说：“什么都会。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伺候人，都行。”
方大姐说：“租界里规矩大，跟咱们那儿不一样。洋人的讲究多，你得学。”
德华说：“学就学，我不怕学。”
方大姐看着她，眼里多了点满意。
“行，”她说，“我帮你问问。租界里缺人，尤其是能干的。可有一条——你得把洋人的规矩学明白，别给主家惹事。”
德华说：“我懂。”
方大姐站起来，说：“今儿你先歇着。明儿我带你去见个人，碰碰运气。”
第二天一早，方大姐带她去见一个人。
那人姓沈，是个中国太太，嫁了个洋人。洋人在洋行里做事，有钱，住大房子。沈太太管着家里一摊子事，正缺个帮手。
方大姐领着德华，穿过几条街，到了一座小洋楼跟前。
洋楼是白的，三层，有铁门，有院子，院子里种着花。德华站在门口，看着那房子，心里头直打鼓。
方大姐说：“别怕，沈太太人好，不拿架子。”
她按了按门铃，一个穿白围裙的丫头开了门，把她们领进去。
沈太太在客厅里等着。三十来岁，穿着旗袍，烫着头发，手上戴着金镯子，看着洋气得很。
方大姐说：“沈太太，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阿江。”
沈太太把德华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停，又在她身上停了停。
“带着孩子？”她问。
德华说：“是。我儿子，叫阿毛。”
沈太太说：“多大了？”
德华说：“四岁。”
沈太太想了想，说：“孩子怎么办？你干活的时候，他往哪儿放？”
德华说：“我干活的时候把他捆背上，不耽误。他在背上不哭不闹，乖得很。”
沈太太笑了：“捆背上？你当是乡下背孩子呢？”
德华说：“乡下也好，城里也好，孩子都是这么背大的。”
沈太太看着她，忽然说：“你倒是个实在人。”
她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说：“行，试用一个月。管吃管住，工钱一个月两块大洋。干得好留下，干不好走人。孩子可以带进来，但不能闹，不能乱跑，不能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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