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是一座用规则和沉默砌成的堡垒。空气里常年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那是母亲近乎偏执的洁净观，连同她对“完美人生”的苛刻定义，一起渗进了墙壁的每一道缝隙。父亲是一座沉默的钟，只在必要的时刻发出沉闷的报时声，指示着吃饭、睡觉、学习。我的房间窗户正对着一堵光秃秃的墙，视野所及，从未超过十米。书架上没有漫画，没有小说，只有按照出版年份排列的教辅和母亲精选的“励志经典”。十八岁之前，我的人生像一张被精密绘制的图表，每一个坐标点都早已被设定好：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顶尖大学，然后是一份体面、安稳、足以光耀门楣的工作。
叛逆的种子，是在这种极致压抑的土壤里悄然萌发的。它不表现为激烈的争吵——那会招致更严厉的镇压——而是化作心底无声的对抗。我会在深夜，用被子蒙住头，偷听收音机里沙哑的民谣，想象着歌里的远方和自由；会在日记本的夹层里，用铅笔写下晦涩的诗句，那些词语是我唯一的泄洪口。
遇见李九春的那年，我十七岁，正处在图表上一个关键的坐标点——高三。整个人像一根绷紧到极致的弦，随时会断裂。而李九春，就是那个不经意拨动琴弦的人。
李九春是高三下学期才转来的插班生。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与周围埋头苦读的氛围格格不入。他不像其他男生那样穿着规整的校服，领口总是松垮地敞着，露出半截黑色的挂绳，不知道坠着什么。他的手指很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但指关节处总有洗不掉的淡淡墨水或颜料痕迹。他上课大多时候在神游，笔尖在课本空白处涂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偶尔被老师点名，也能漫不经心地答出个大概，让人挑不出错处。
真正注意到他，是因为那家豆浆。城东那家“老王豆浆店”，是这个小城里我唯一隐秘的嗜好。它藏在小巷深处，豆浆是石磨的，醇厚浓香，带着淡淡的焦糊味，和我家餐桌上永远寡淡的牛奶完全不同。某个起晚了的清晨，我慌慌张冲进教室，手忙脚乱地拉开抽屉，却触碰到一个温热的、带着水汽的塑料杯。
是那家豆浆。我心下一惊，下意识地回头，正好撞上李九春从窗外收回的目光。他迅速低下头，假装在看一本摊开的练习册，耳根却微微泛红。那一刻，心脏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从此，我的抽屉里，每天都会准时出现那杯温热的豆浆。我们没有对话，这种无声的馈赠持续了整整一周。直到一个周五的下午，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蜂拥而出。我因为一道难解的数学题落在了最后。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我和他。
他磨磨蹭蹭地收拾着书包，最后终于蹭到我课桌旁，手指挠了挠鼻尖，声音有些含糊：“那个……豆浆，好喝吗？”
我抬起头，看着他紧张又故作镇定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好喝。谢谢。”
“哦，那就好。”他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松了口气，随即又像是想起什么，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数学练习册，指着上面一道被红笔圈了又圈的题目，“那个……这道题，你能不能……给我讲讲？”
那便是一切的开端。
接下来的日子，放学后的空教室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我给他讲数学题，他确实如你所说，常常心不在焉。他的注意力总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吸引：窗外飞过的鸟，黑板槽里的粉笔灰，或者，就是我垂下来的发梢。
“你这头发，怎么这么滑？”他会趁我低头演算的时候，用手指悄悄勾起一缕，缠绕在指尖，像把玩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认真听题！”我佯装生气，用笔敲他的手背。
他却嬉皮笑脸：“听着呢，y等于x的平方，开口向上，对不对？”然后继续玩我的头发，眼神里带着狡黠和一种让我心跳加速的温柔。
晚自习后的操场，是另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牵手，总是隔着半米的距离，一前一后地走，直到绕过主席台，没入阴影里。那时，他的手才会试探性地、小心翼翼地伸过来，握住我的。他的手掌很大，有些粗糙，却很温暖，能完全包裹住我微凉的手指。
我们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小城的夜空没有被光污染侵蚀，星河低垂，仿佛触手可及。他指着北斗七星，告诉我如何找到北极星。“迷路的时候，就看它，”他说，“它永远在那里。”
然后，他会转过头来看我，眼睛亮得像坠入了星辰。我们都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对视，耳边是夏夜的虫鸣和彼此清晰可闻的心跳声。那种悸动，纯净而强烈，仿佛整个宇宙都为我们暂停了呼吸。他会慢慢地靠近，在我额头或脸颊印下一个轻如羽毛的吻，带着青草和阳光的味道。那一刻，所有来自家庭的压抑、学业的压力，都暂时消失了。我只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是被珍视的。
**第四章：风暴骤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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