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州的风，带着盐场的咸腥气，吹进临时行辕时，曾国藩背上的鳞片正在收缩。
是白天。
蟒魂蛰伏着，只留下隐隐的灼痛，像一块永远好不了的疮。他坐在案前，看着两份刚刚拟好的告示——普通的桑皮纸，普通的宋体字，盖着两江总督的大印。
内容却不普通。
第一份，是给海州盐场三千灶户的：
“奉总督曾谕：查海州运判何奎，贪墨盐课，克扣灶户工本银累计四万八千两。今已锁拿，赃银追缴在即。自本月起，盐课暂免三成，所扣工本银将逐户清退。特此告知，灶户人等可至州衙登记领银。”
第二份，是给两淮盐商十三家的：
“运判何奎伏法，盐课账目即日清查。凡与何奎有银钱往来者，三日内自陈，可从轻发落。逾期不报，一经查出，按窝赃论处，革去盐引，家产抄没。”
幕僚赵烈文站在一旁，轻声道：“大帅，这两张纸……真能追回三四万两？”
曾国藩没抬头，手指摩挲着纸边：“何奎贪了多少？”
“账面上是四万八，实际只怕更多。”
“他一个人吞不下。”曾国藩提起笔，在第二份告示上又添了一句，“检举同僚不法情事者，可免追缴。”
赵烈文眼睛一亮：“分而化之？”
“贪腐如脓疮，”曾国藩放下笔，声音很淡，“总要有人先戳破。”
告示是午时贴出去的。
贴在海州城门、盐场衙门、十三家盐商的门廊，还有灶户聚居的板浦镇各个路口。
海州城炸了。
先是灶户——那些终年煮盐、手像老树皮一样的汉子，聚在告示前，识字的人结结巴巴念着，不识字的人伸长脖子听着。听到“工本银清退”时，人群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呜咽般的喧哗。
“能退钱？”
“曾大人……说退钱？”
“我爹死前还念叨那二两银子……”
有人跪下了，朝着行辕方向磕头。接着是一片人跪下，黑压压的头顶在盐碱地上起伏，像被风吹倒的芦苇。
然后是盐商。
十三家盐商的当家，当天下午就来了六家。抬着箱子，揣着账本，脸色白得像晒过的盐。行辕的偏厅里，箱子打开，白花花的官银堆成小山。
“大人，这是何奎去年收的‘节敬’，两千两，小人一分没敢动……”
“这是前年的‘修仓费’，一千五百两……”
“这是……”
曾国藩没见他们。
只让赵烈文在厅外摆了一张桌子，两个书办记录。来一家，登记一家，银子入库，账目誊抄。不呵斥，不审问，只淡淡说一句：“回去吧，等核查。”
那语气，比骂人还让人心慌。
第三天夜里，数字报上来了。
赵烈文捧着账册，手有些抖：“大帅，追回来了……三万七千四百两。还有几家在凑现银，最迟后天能到齐。四万八……只怕只多不少。”
曾国藩正在看书。
是随身带的《船山遗书》，翻到论吏治那一卷。烛光下，他的侧脸映在窗纸上，轮廓分明得像石刻，但下颌线的位置，隐约能看到一片细密的阴影——不是胡子，是鳞片将出未出的痕迹。
“何奎呢？”他问。
“在州衙大牢。昨晚企图咬舌，被狱卒发现了。”
“让他活着。”曾国藩合上书，“等赃银清点完毕，押送南京，公开审判。”
“是。”赵烈文顿了顿，“还有件事……灶户那边，已经开始领银了。每人按账册发还，最多的领了十二两，最少的也有三两。有个老灶户，领了银子不肯走，在衙门口磕头，说……”
“说什么？”
“说‘青天老爷’。”
房间里静了。
只有海风穿过窗缝的呜呜声，像什么在哭。
许久，曾国藩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是海州城的夜色——零星灯火，大多漆黑。盐场的方向有微弱的光，那是灶户们彻夜煮盐的灶火，一点一点，连成一片暗淡的星河。
“烈文，”他忽然说，“你说这四万两银子，能救多少人？”
赵烈文想了想：“按市价，一石米一两二钱，能买三万三千石米。够五万人吃一个月。”
“五万人……”曾国藩重复着这个数字，声音很轻，“何奎贪的，是五万人一个月的口粮。”
他转过身，背对着光，脸上的阴影更深了：
“但这海州，两淮，乃至整个江南，还有多少个何奎？”
赵烈文答不上来。
曾国藩也不需要他答。自顾自说下去，像在说给自己听：
“一张告示，能追回三四万两。十张告示呢？一百张呢？能追回多少？”
“可告示贴不完，何奎……也抓不完。”
他走回案前，手指按在那本《船山遗书》上。书页间还夹着一片干枯的叶子，是从金陵书局工地上捡的——焦土里唯一还活着的植物。
“我在金陵刻书，想用圣贤文字镇住地下的怨气。”他苦笑，“来了海州，又想用一纸告示镇住官场的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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