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西门，午时三刻。
曾国藩的轿子停在了护城河边。不是他想停，是走不了了——桥被拆了。不是年久失修的那种拆，是刚被人用斧头砍断的，桥板碎木还漂在浑浊的河水里，茬口新鲜得能看见木头的白芯。
“大人，”赵烈文打马到轿窗前，脸色难看，“桥断了。”
话音刚落，城墙上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人头。
不是守军，是百姓。男女老少都有，手里举着锄头、菜刀、擀面杖，甚至还有烧火棍。他们趴在垛口上，死死盯着河对岸这顶孤零零的绿呢官轿。
接着，城门楼上竖起一面白布幡。
布是破床单改的，用木炭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
“汉奸止步”
风一吹，幡子“哗啦啦”响，像招魂的旗。
曾国藩掀开轿帘。
他看见那四个字时，背上的鳞片瞬间全部炸开——不是愤怒，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冰凉。像寒冬腊月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顶凉到脚底，连体内螭魂的搏动都停了一拍。
“大人，”轿夫声音发颤，“还……还进吗？”
“进。”曾国藩只说了一个字。
轿子调头，沿着护城河往南走。南门应该还通。
但走不到二里，路又被堵了。
这次不是断桥，是人。
成千上万的人，黑压压一片，把官道堵得水泄不通。他们没举武器，就空着手，但所有人脸上都写着同一种表情：恨。
不是对洋人的恨，是对他的恨。
曾国藩认出了人群最前面的几个人——是天津本地有名的士绅，平时见了他都要跪拜的。此刻却站在最前面，带头堵他的路。
“曾大人！”一个白发老者上前一步，声音嘶哑，“天津不欢迎你！请回吧！”
是杨举人，天津卫诗社的社长，曾国藩当年路过天津时，还曾与他唱和过诗词。
“杨老先生，”曾国藩下轿，拱手，“本督奉旨查案……”
“查什么案？”杨举人打断他，老泪纵横，“查谁杀洋人？还是查谁护百姓？”
他猛地撩起衣襟，露出胸口——那里缠着白布，渗着血。
“我儿子，”杨举人声音发颤，“我儿子才十六岁！就在望海楼前，被洋人的枪子打穿了肺！现在还躺在家里，不知能不能活过今晚！”
他指着曾国藩，手指抖得厉害：
“而你！你这个两江总督！不去找洋人讨说法，反倒来查我们？！你配穿这身官服吗？配受百姓跪拜吗？你——”
话没说完，一口血喷出来。
人群炸了。
“滚！”
“汉奸！”
“洋人的狗！”
骂声如潮水般涌来。
曾国藩站着，一动不动。
他能感觉到，那些骂声像无数根针，扎进他的耳朵，扎进他的心脏，扎进他体内那条螭魂的每一片鳞甲里。
更可怕的是，他“闻”到了。
不是用鼻子，是用螭魂的感知——这些百姓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不是恶意，是绝望。是对朝廷的绝望，对官府的无望，对这个世道的彻底死心。
他们把他当成了朝廷的代表。
当成了要出卖他们、向洋人低头的……叛徒。
“诸位，”曾国藩开口，声音不大，但压过了嘈杂，“本督此来，是为查明真相。若洋人滥杀无辜，本督必严惩不贷；若百姓行为过激，本督也会秉公处置……”
“秉公？”人群里一个汉子跳出来，满脸刀疤，“怎么秉公？洋人杀了我们二十多人！烧死四十多个教民！你难道要我们偿命？！”
“就是！要偿命也是洋人偿！”
“让洋人滚出天津！”
“滚出中国！”
喊声震天。
曾国藩看见，远处城墙上，法国领事馆的国旗还在飘。也看见，更远处的海河上，洋人的炮舰黑压压一片，炮口对着这座城。
他知道，自己站在了一座火山口上。
一边是百姓的怒火，一边是洋人的炮口。
而朝廷，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等着他“妥善处理”。
“让开。”他最后只说了一句。
声音很淡，但带着螭魂的威压。
那一瞬间，堵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忽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不是天气冷，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面对天敌般的恐惧。他们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就这一步，让出了一条缝隙。
曾国藩重新上轿。
“走。”
轿子缓缓向前。
人群没有散，但也没再拦。他们只是跟着轿子走，沉默地走，用眼睛死死盯着那顶轿子，像在送葬。
从南门到北门，从北门到东门——所有城门都关着。
不是守军关的，是百姓自己关的。门闩被粗大的木桩从里面顶死，城楼上站满了人，用沉默，用眼神，告诉轿子里的人：
天津，不让你进。
轿子在城里城外绕了三圈。
最后停在海河边，望海楼废墟前。
火已经灭了，但余烟还在冒。焦黑的梁柱斜插在瓦砾堆里，像一座巨大的坟。空气里弥漫着焦臭味、血腥味，还有一种更深的、属于死亡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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