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科长一声令下，检查组一行人便在马魁的引导下，浩浩荡荡地朝着村东头的作坊工地走去。陆信和苏宁紧随其后，王老五、赵老憨等几个核心骨干也惴惴不安地跟着。村里的男女老少，远远近近地围拢过来，交头接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好奇的气氛。
工地上，主体厂房已然封顶，红瓦灰墙，在阳光下显得颇为规整。虽然内部还是毛坯，但雏形已现，比村里大多数土坯房要气派得多。工匠们看到这么多干部模样的人过来，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有些拘谨地站着。
郑科长背着手，在工地外围踱步，目光扫过砖墙、屋顶，又看了看堆放在一旁的木料和剩余的红砖。他没说话，但眼神里的审视意味十足。
马魁在一旁不失时机地指点着：“郑科长您看，这砖是他们自己烧的，这瓦片是……唉，也是费了不少周折才弄来的。就是这规模，是不是有点超了？一个草编作坊，用得着盖这么大吗？这得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
这话又在暗示陆信他们铺张浪费，好大喜功。
陆信平静地接口道：“郑科长，我们规划这个规模，是考虑到将来发展。草编不只是编几个篮子自用，我们希望能做成一个产业，吸引更多社员参与，产品也能卖到更远的地方。地方大一点，以后原料存放、成品展示、社员集中干活都方便。这些砖瓦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烧制，人工是社员们自愿出力，实际上并没花太多集体的钱。”
“自愿出力？”郑科长停下脚步，看向旁边几个穿着带补丁衣服的工匠，“老乡，你们来这干活，给工分吗？还是给钱？”
被问到的老匠人有些紧张，搓着手老实回答：“领导，还没……还没说工分钱的事哩。就是信子（陆信）和苏宁带着大伙儿给村里办好事，咱们有力气就出把力气，先干起来再说！管顿饭就成！”
旁边另一个汉子也憨厚地笑道：“就是！盼着作坊早点盖好，咱婆娘闺女都能进来编东西换点钱，比光靠土里刨食强！”
这几句朴实无华的话，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力。郑科长微微点了点头。他看得出来，这些村民是真心实意支持这个作坊的。
马魁脸色不太好看，赶紧岔开话题：“郑科长，这边请，去看看他们编东西的地方。”
临时加工点设在几户人家的院子里。此时，春苗、英子等二十几个妇女正坐在小马扎上，埋头编织，身边堆着各式各样的半成品和原料。看到这么多人进来，她们都有些紧张地停下了手中的活。
郑科长走近，拿起一个编好的精巧花篮，仔细看了看，又摸了摸材质，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这手艺，这设计，确实比普通农家自用的筐篓要精致得多。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他问春苗。
春苗有些害羞，但还是鼓起勇气回答：“是，领导。样子大多是苏宁嫂子教的，俺们跟着学。”
“卖得出去吗？多少钱一个？”郑科长又问。
英子嘴快，抢着回答：“卖得可好了！集上都抢着要！这种小花篮，能卖两毛五呢！”她脸上带着自豪的光彩。
“两毛五？”郑科长身后的一个工作人员低声惊呼了一下。这在当时，抵得上好几个工分了。
苏宁适时补充道：“郑科长，我们根据工艺复杂程度和大小定价，简单的菜篮子几分钱，复杂的、带花样的能卖到几毛钱。主要是鼓励大家把东西做精做细，体现手艺的价值。”
郑科长没说什么，但眼神里的兴趣明显浓了几分。他又随机问了几位妇女，是否自愿来干活，对作坊有什么看法。得到的回答无一不是积极正面的，言语间充满了对陆信和苏宁的感激，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现场的气氛，渐渐从开始的紧张压抑，变得有些微妙。检查组的人亲眼看到了作坊的实实在在的进展，听到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支持，感受到了这股蓬勃向上的生气。这与马魁之前描述的“问题重重”、“群众有意见”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魁额头有些冒汗，他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罪证”，在活生生的事实和人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咬咬牙，决定祭出最后的“杀手锏”。
“郑科长，”他凑近低声说，“这表面功夫是做的不错。但有个关键问题，他们这作坊，说到底还是几个人在搞，算不算真正的集体企业？利润怎么分配？会不会变成少数人发财的工具？这可是原则问题啊！”
这话声音虽低，但旁边的陆信和苏宁还是听到了。这确实是一个更核心、更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所有制和分配方式。
郑科长的表情也重新变得严肃起来。他看向陆信和苏宁，等待他们的回答。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现场再次安静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却有力的声音从人群外围传来：
“马魁！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老支书在家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了过来。他显然听到了刚才的对话，脸色因激动而有些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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