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疏屏，门老师叫你去办公室一趟。”筱媛正哭着，有个小男孩子跑过来告诉她。
筱媛一听门老师叫她去办公室，心里就啥都明白了。她一下就不哭了，这颗被吊了两天的小心脏终于像一块石头一样落了地。她擦完眼泪就去了门老师的办公室。
门老师像哄三岁的孩子一样跟她说，“我刚才在小卖店看见你妈妈了，她买了挺多苹果，还有梨，还有一大包糖块呢，你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筱媛一听就知道门老师在哄她，就像昨天嘉濠用牙具袋哄她一样。她没说话，也没哭，只是低着头默默听着。
门老师把她送到门口，拉着她的手温柔地说，“你回家告诉你妈妈，就说门老师怕你累坏了，叫你明年再来上学。”
筱媛拎着她的小“书包”，从办公室一出来，脸上的泪水就淌成了河。高兴了不到半天的她，拎着她那个只装了一个做抽烟纸旧本子和半只铅笔的小“书包”，边哭边往家走。
其实筱媛自己都不知道她到底哭的是个啥，是班主任老师的冷落？如果他要是在发书之前告诉筱媛，“因为你来的晚，这些书本里没有你的，过几天再给你补上。”筱媛绝对不会委屈成那样。
如果门老师直接告诉她，因为年龄太小了不适合上学，叫她回家等明年再来，而不是像哄三岁的小孩一样骗她回家，她也不会一边走一边哭。因为她觉得自己不是小孩子，她心里啥都明白。
但终究她还是哭得言不得语不得地走到了家门口。她怕家里人会笑话她，就把眼泪擦了擦像没事儿人一样，进了屋就带着健斌和慧婕玩了起来，压根就没提门老师找她谈话的那个茬儿。
可她毕竟是个才五、六岁的孩子，栀兰怎么能看不透她的那点小心思。她见筱媛的眼睛哭得水汪汪的还装着笑，就耐心地跟她说，“老师是为了你好，你要是真累坏了，长大以后就不能去上大学了。”
嘉濠见筱媛这么想上学，晚上没事的时候就教她查数，教她认全家人的名字、称呼，后来又从糊墙的报纸上找几个字教她认。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了，筱媛每天都能从墙上学到好多字。晚上一家人躺在炕上，一起玩着猜字游戏。嘉濠和栀兰看着棚顶报纸里的大字，读出来叫逸卿和筱媛找，看谁找的又快又准。
别看筱媛还没上学，她每次都能准确无误找的答案。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游戏，激发了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到晚上就跃跃欲试，想跟逸卿比赛，就连不识字的健斌和慧婕也吵着要跟着猜。
筱媛的聪明劲儿像极了栀兰，不管什么字，只要告诉她一遍，她保证记得扎扎实实的。她没事的时候，她就带着健斌和慧婕猜字玩。几个孩子都早早地开始识字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筱媛已经五岁半了。她的识字量已经超过了小学三年级的程度。《老三篇》那么长的篇幅，她没用几天就背下来了。
晚上没事的时候，英桂教她唱歌，跳舞，有时候还带她去参加职工大会，去看人家被游街批斗，这些事让筱媛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朦胧的印象。
渐渐地，她听人家喊口号，她也跟着举小拳头，看人家背语录她也大声地跟着背。有时她在屋里正玩着，一听到有外面有敲锣的声音，撒腿就往外跑，她知道又来游街的了。
她也像个小大人似的，跟在人群的后面举着用纸做的小彩旗，大声地喊着“打倒xxx”的口号。
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眼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是唱唱歌，跳跳舞，晚上背背《老三篇》。
她不懂大人们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去大会议室里开会，也不懂那些被敲着锣游街是“坏人”做了什么坏事。
在一次批斗会上，她亲眼目睹了一个人当场推扭到台上扣上大帽子，按着他的脖子让他低头认罪的场面。她吓哭了，因为那个人就是从她眼前抓走的。
从那以后，筱媛再也没参加过批斗大会。再后来，嘉濠变成了黑五类，家属和孩子们就再没有资格参加任何群众大会了。
半年以后，国家改革了学制，所有的年级往往后延长半年。原来三月一号的招生改成九月一号了，筱媛又来报名了。
筱媛就是这样打着红色的烙印，踩着文革激昂的旋律和鼓点到学校上学的。作为“黑五类”家庭的子女，筱媛自然也有了自己的标签。
小孩子们知道地主是坏人，那黑五类是坏人，所以也是地主。于是筱媛就成了他们口里的“地主崽子”。
那段特殊的岁月给筱媛留下的痛点和灰暗的记忆，其实一点也不比逸卿少。
逸卿至少不会受女孩子的欺负，可是筱媛就不一样了，学校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欺负她一顿，耍笑她一下，或者远远看到她走过来，就开始起哄或骂她几句难听的话。
谁都知道在那个扭曲的年代，跟本不可能会有同学敢为她撑腰。就连老师对她也会另眼相看，他们不承认也不允许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比贫下中农的子女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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