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和加固码头的工程在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下持续推进。
复兴根据地的工兵们仿佛不知疲倦的机械，轮班作业，灯火通明。
预制的大型码头构件像积木一样被精准组装，受损的结构被切割替换，新的强化桩基深深嵌入海床。
短短四十八小时，3号码头的主体修复已经完成，5号码头的扩展部分初见雏形。
效率之高，令所有旁观的澳洲人——无论是心怀感激、疑虑还是愤恨——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工兵部队的纪律严明到了极致。
一次，一名袋鼠国辅助工人出于好意，将自己省下来的一个苹果递给正在休息的年轻工程兵。
那名士兵先是愣了一下，随即面无表情但坚决地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随身水壶和标准配给能量棒，用生硬但清晰的英语说了句：“谢谢，有规定。”
然后便转身继续检查设备。
类似的情景屡见不鲜，这支军队仿佛一个高度密封、内部自洽的体系，对外界的一切馈赠、打探甚至普通的友善，都保持着一种礼貌而冰冷的距离。
这既是保密条令的要求，也无形中树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这种距离感，在社会层面激起了更复杂的涟漪。
在凯恩斯城内临时搭建的避难所和物资分配点，关于“新来者”的议论是最大的话题。
欣喜者如老杰克，已经成了“援军”的半个义务宣传员。
“我活了六十年，从没见过这么能干活的兵！瞧瞧那机器，听听那动静！咱们的港口有指望了，有了港口，物资就能进来，日子就能熬下去！”
他的乐观感染了一部分同样只求生存的平民，尤其是在先遣队医疗组开始免费发放基础药品和治疗一些因环境恶化导致的疾病后，这种正面的情绪在底层民众中悄然滋长。
技术员萨拉的心情则更加矛盾。
她被允许在更近的距离观察一些非核心的施工流程，复兴根据地工程兵展现出的技术素养和组织逻辑令她着迷，甚至偷偷记下了一些技巧。
但每当她想深入请教，总会遇到那堵无形的墙。一次，她鼓起勇气向一位看起来像技术士官的人询问某种新型高强度速凝材料的成分原理，对方只是看了她一眼，平淡地回答：“这是标准工程材料，具体参数属于后勤保障信息。”
萨拉感到一阵失落，但同时也激发了她更强的求知欲。
“他们掌握着更好的技术，想要真正活下去，甚至……在未来能有发言权，我们必须学会这些。”她开始更认真地观察，并私下整理笔记。
愤怒的声音并未消失，反而在某些角落酝酿。
汤姆和马克那群人，聚集在城西一个半废弃的仓库里，这里成了所谓“主权派”或“抵抗派”的小据点。
他们从混乱的市政网络和零星的自制电台中，竭力拼凑信息，对《南太平洋安全与合作框架协议》的条款感到无比愤怒。
“五个军事基地！资源控制权！指挥权！这和殖民有什么两样？”
汤姆挥舞着一份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条款模糊的协议摘要抄本，声音激动。
“我们的战士白死了！我们的政府跪下了！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
马克则更倾向于行动：“他们人还不多，主要是工兵。码头是他们的命脉。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顺利地把爪子扎进来！”
他们开始秘密串联，筹划一些“破坏行动”，比如制造一些小事故、散布恐慌谣言，甚至讨论是否要袭击落单的复兴根据地人员或破坏设备。
但他们的行动松散而缺乏效率，更多的是在酒精和愤懑情绪下的空谈，真正敢于付诸实践的人少之又少，毕竟，外面怪物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而复兴根据地的军队看起来强大且纪律森严。
更多的人，则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冷漠状态。
前公司职员玛蒂尔达，带着两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蜷缩在避难所角落的毯子里。
她对谁控制港口、协议内容毫无兴趣。
她只关心今天发放的粥是不是热乎的，孩子的咳嗽有没有药，晚上屋顶漏不漏雨。
广播里威尔逊总理的演讲、街上偶尔出现的“主权派”传单、甚至窗外那日夜不休的施工噪音，对她而言都像是另一个世界无关紧要的背景音。
生存榨干了她所有的情感能量，只剩下麻木的忍耐。“谁来都一样，只要……别比现在更糟。”这是她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这种社会的分裂与情绪的暗流，自然没有逃过复兴根据地先遣队负责人李正明的眼睛。
安全局人员的报告每天都会汇总到他那里：民众情绪的抽样分析、潜在不满群体的监控、零星的反抗言论。
他并不特别意外，这是占领（或曰“深度合作”）初期必然出现的阵痛。
“关键在于两点。”
“他在与赵上校和即将率领主力登陆的第7轻型合成旅旅长陈剑（通过加密通讯）的协同会议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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