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身死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引发的波澜迅速扩散至整个关中乃至天下。而在风暴中心的长安，权力的真空并未持续多久，很快便被新的秩序所填充。
这新的秩序，几乎由司徒王允一人所划定。
凭借诛董首功与多年清望，王允顺理成章地“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初始几日，尚还维持着共商国事的表象，与吕布、皇甫嵩等有功之臣及一众公卿商议善后。然而，随着权力触手可及的温热感传来，这位老臣潜藏已久的刚愎与对绝对权威的渴望，迅速膨胀起来。
未央宫内，昔日董卓咆哮跋扈之处，如今换上了王允清癯却更具压迫感的身影。他端坐于御阶之下首席，面色沉静，眼神却锐利如鹰，扫视着殿中群臣。
“诸公，”王允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定调，“董贼伏诛，乃陛下洪福，汉室之幸。然其遗毒深远，非以猛药刮骨不能清除。凡董卓所署官职，一律视作无效；凡与其牵连过深者，皆需审查；其党羽、亲族，务必从严惩处，以正视听！”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底下却有不少老成之臣暗暗皱眉。太尉黄琬出于谨慎，出列缓声道：“司徒公，肃清余孽，理所应当。然则牵连甚广，是否当徐徐图之，以免人心动荡，再生事端？尤其关外尚有李傕、郭汜等手握重兵…”
“太尉过虑了！”王允毫不客气地打断，语气中已带上一丝不耐与倨傲，“正是因李傕、郭汜辈拥兵在外，才更需展露朝廷雷霆手段，使其知惧畏威！若行事拖沓，示之以弱，反令彼辈生出侥幸之心！此事不必再议，依令行事即可！”
黄琬张了张嘴，看着王允那决绝而冷淡的神色，终究将劝谏的话咽了回去，默默退入班列。殿中一时寂静，许多原本想就具体事务提出看法的臣子，也都噤若寒蝉。他们清晰地感受到，那位曾经与他们一同慨叹国事的王司徒，已然不同了。《后汉书》所载“自谓无复患难，每乏温润之色”，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独断专行，不再需要，甚至厌恶他人的异议。
吕布身披朝服，按剑立于武官班首，冷眼旁观着这一切。王允那急于揽权、排斥异己的姿态，他看得分明。对于王允的决策，他心中自有计较，但眼下并非发作之时。他的目光偶尔与角落里的贾诩有瞬间交汇，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了然与淡漠。他们都明白，王允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步步将长安推向危险的边缘。
退朝之后，吕布回到府中，贾诩如影随形般出现在书房。
“文和，看来王司徒是决心要一条路走到黑了。”吕布卸下朝服，语气平淡。
贾诩微微躬身：“司徒公诛董心切，进而欲扫清一切与董卓相关之人与事，其心可解，其行…却似孩童舞巨锤，恐伤自身。尤其对待西凉军余部之策，若真如朝堂所言，强硬到底，祸不远矣。”
吕布颔首。他记得原本的历史轨迹，王允正是拒绝赦免李傕等人，才逼反了那群惊弓之鸟。“且看他如何施为。我们…静观其变。”他的根基在军权与财富，不在朝堂虚名，王允此刻揽去的，多是行政琐务与清算之权，暂时不妨碍他的核心利益。他甚至乐于见到王允吸引火力，而自己则暗中积蓄力量，揣摩下一步动向。王允越跋扈，将来他若有所行动，阻力反而越小。
王允的独断远不止于朝堂。他深知要巩固权力，必须安插亲信，掌控关键位置。他开始大肆提拔同乡（太原祁县人士）以及对他唯命是从的官员，占据尚书台、御史台及各郡要职。一些并无显赫功绩或才学的王氏亲族、门生故吏得以跻身高位，而一些原本中立或有才能但非其心腹的官员则被明升暗降，逐渐边缘化。
这一系列动作，自然引起了朝野私下议论。许多人看出王允有专权之嫌，但慑于其刚刚诛杀董卓的威势和如今掌控朝政的权力，大多敢怒不敢言。
吕布对此冷眼旁观。王允提拔的那些人，多是无能之辈或谄媚之徒，于大局无碍，反而更能衬托出谁才是真正做事、掌握实力的人。他甚至在王允试图安插亲信到军中时，以“军中事务繁杂，非熟稔军事者不可轻入”为由，委婉却坚定地顶了回去，王允虽不快，但眼下尚需吕布军力维稳，只得暂时作罢。
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很快被另一件事打破。
这日，王允于府中召见几名心腹，商议之事正是如何处置西凉军派来的使者。
“李傕、郭汜，董卓爪牙，罪恶滔天！如今派使者前来，名为请示，实为探听虚实，包藏祸心！”王允语气森然，“依我之见，当严词斥责其罪，令其即刻解散部众，自缚来长安请罪！否则，天兵一到，灰飞烟灭！”
一名刚被提拔的王氏亲信连忙附和：“司徒公所言极是！西凉军蛮悍，唯有示之以强，方能震慑！”
但亦有稍知兵事者担忧道：“司徒公，西凉军虽群龙无首，但兵力犹盛，若逼之过急，恐其狗急跳墙啊…是否可暂施缓兵之计，予以安抚，徐徐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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