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洼的老人们总说，村西那片荒山上的枯井不能去，尤其是月黑头的夜里。井边的酸枣树长得分外密，枝桠歪歪扭扭地缠着，像无数只抓挠的手。井沿的青石板被岁月啃得坑坑洼洼，凑近了能闻见一股土腥里裹着的霉味，像是陈年的血浸在了石头缝里。
我第一次听见这口井的事，是七岁那年跟着爷爷去山上拾柴。秋风把荒草吹得沙沙响，爷爷突然拽住我，往山下指："看见那片黑林子没？里头有口井，甭靠近。"他的烟袋锅子在石头上磕得邦邦响，"民国二十三年，那儿沉过一个女人。"
后来我才断断续续听全了故事。那女人叫春杏，是邻村嫁来的媳妇，生得眉目清秀，就是性子太烈。她男人是个赌徒，输光了家底就打她，打得狠了，春杏就往山上跑，躲在那口井边哭。有一回她男人追上山，两人在井边撕扯，不知怎么就把春杏推了下去。那井早枯了，底下全是碎石子，春杏的头磕在石头上，血浸红了半井的土。
男人慌了神，往井里扔了些石头和枯树枝，又用土掩了掩，跑下山说春杏跟人跑了。村里人信了，毕竟那年代，女人跑了不算稀奇事。可打那以后，山上就不太平了。
最先出事的是春杏的男人。他总说夜里听见井边有哭声，呜呜咽咽的，像猫叫，又像女人的啜泣。有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死在自家炕头，眼睛瞪得溜圆，舌头伸得老长，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破了胆。
接着是村里的孩子。有个放羊的娃子好奇，往井里扔了块石头，当天晚上就发起高烧，胡话里总喊"井里的姐姐抓我脚"。他娘请了个懂行的先生，先生往井的方向烧了纸钱，念叨了半宿，娃子才慢慢好起来，只是从此再也不敢靠近那片山。
我十五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外乡人，是个勘探队的，说要在山上找矿。他听说了枯井的事，笑得直拍大腿："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那天傍晚，他揣着个手电筒就上了山，说要探探那井有多深。
勘探队的人等了他一夜，第二天一早才在井边找到他。他蜷缩在酸枣树下，脸色惨白，裤腿全湿了，嘴里不停地念叨："水...井里有水..."可那井明明枯了几十年，连点潮气都快没了。人们把他抬下山，没过三天就疯了，被家人接走时，还在车窗上拍着喊："红衣裳...她穿着红衣裳..."
这事儿过后，再没人敢靠近那口井。村里的老人说，春杏死的时候穿的就是件红棉袄，是她过门时娘给做的。
去年秋天，我回了趟赵家洼。村里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守着老房子，荒山上的草长得更高了。我站在村口望过去，那片黑林子像个沉默的伤口，藏在山坳里。
夜里我睡不着，听见窗外有风声，呜呜的，像极了有人在哭。我想起爷爷说的话，想起春杏的红棉袄，想起那口枯井里浸在土里的血。或许有些怨恨，真的能像井里的石头一样，埋得再深，也总会在某个夜里，借着风声钻出来，挠得人心头发紧。
天快亮时，风声停了。我走到院里，看见东边的山头上泛出一点鱼肚白。荒山上的酸枣树在晨光里显出些轮廓，井的位置被林子挡着，什么也看不见。可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那儿看着，带着化不开的怨，也带着一丝说不出的冷。
或许，有些故事，就应深埋于井中，连同那些往昔的血与泪，切莫再被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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