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的夏天，来得格外燥热而突兀。仿佛前几日田野里还摇曳着灌浆的麦穗，转眼间，毒辣的日头就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被烤焦的尘土味，混合着路边野草被晒蔫后散发出的、略带苦涩的青气。蝉鸣声从早到晚撕心裂肺地聒噪着，像无数根细针扎进昏沉沉的脑袋。柳林镇中学的教室里，老旧吊扇有气无力地旋转着，搅动起粘稠的热浪，却带不来丝毫凉意。吴普同趴在课桌上，汗水顺着鬓角流进脖颈，背上的棉布衬衫早已湿透，紧紧贴在皮肤上。他努力集中精神，想听懂讲台上物理老师画的那些复杂的滑轮组和杠杆图，可眼前那些扭曲线条和符号，在蒸笼般的热气里，像水波一样晃动模糊。周建军老师坐在教室后面，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袖口挽着，额头上也沁着细密的汗珠，目光沉静地扫视着教室里昏昏欲睡的学生。
就在这闷热难熬的午后，一个消息像一阵带着火星的干热风，瞬间席卷了西里村：村南头那个终日黑烟滚滚、机声隆隆的砖窑厂，停了！
起初没人相信。那窑厂是刘万福刘老板前几年承包的，红火得很，养活了大半个村子的壮劳力。吴建军就是其中一个。可很快，消息被证实了。窑厂那根高耸入云、日夜喷吐黑烟的大烟囱，真的沉寂了下来。窑门紧闭，巨大的制砖机也哑了火。厂区里没了往日热火朝天的喧嚣，只剩下几条无精打采的狗在空旷的场地上游荡。窑厂门口贴出了一张红纸告示，大意是刘老板不再续包，要去城里享清福了，感谢大家多年的辛苦，工钱已全部结清，一分不欠。
“一分不欠”这四个字，在燥热的空气里，像一块冰投入滚油，激起了复杂的涟漪。人们聚在村口老槐树下，摇着蒲扇，议论纷纷。有骂刘万福不地道，说扔就扔下这么大摊子的；有庆幸工钱没被卷跑的；更多的是茫然和焦虑——窑厂没了，这地里的活计刚闲下来，上哪儿找活干去？拿什么买化肥，给孩子交学费？
吴建军蹲在自家院子的阴凉地里，沉默地抽着旱烟。他刚从窑厂领回了最后一个月的工钱，几张簇新的“蓝精灵”（百元大钞）和一把零票，厚厚实实的一沓，揣在怀里却感觉沉甸甸的。汗水顺着他黝黑脖颈上的沟壑流进洗得发白的汗衫领口。他看着墙角那辆依旧油光锃亮、却因为天热路烫而蒙了层细尘的永久二八自行车，又抬眼望了望毒日头下白晃晃的院子，眉头拧成一个解不开的疙瘩。窑厂的活是累，是脏，是热，可那毕竟是按月拿钱的营生，是家里除了那几亩薄田之外，最稳定的进项。新房子盖起来欠下的饥荒（债务）刚还清没两年，吴普同上了初中开销更大，吴小梅和吴家宝也都念着书……这窑厂一停，像抽掉了家里一根顶梁柱。一股无形的压力，比这盛夏的酷暑更令人窒息，沉甸甸地压在了吴建军的心头。
一连几天，吴建军都没怎么说话。他早出晚归，顶着烈日去邻村打听零活，去镇上转悠，可带回来的消息总是不尽人意。要么是工钱太低，要么是工期太短，要么就是人家早就找好了人。李秀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只能默默地多做些家务，把饭食弄得更精细些。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
这天傍晚，吴建军推着车从镇上回来，车把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色尼龙袋子。他没像往常一样直接进屋，而是把车子支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吴普同好奇地凑过去看。
袋子里装的，竟然是一大块形状不规则的、厚厚的白色泡沫板！还有一些长短不一、边缘粗糙的深褐色三合板（做门剩下的边角料），几根细铁丝，一小盒钉子，甚至还有一小瓶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胶水（可能是木工用的白乳胶或者更简陋的浆糊）。
“爹，这是啥？”吴普同不解地问。
吴建军没抬头，用手指仔细地丈量着泡沫板的尺寸，又从裤兜里摸出一小截用秃了的铅笔头，在泡沫板上歪歪扭扭地画着线。他的动作很慢，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
“做点东西。”吴建军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接下来的两天，吴建军几乎把自己关在了前院那间堆放杂物的配房里。里面传来锯子切割木头的“刺啦”声，锤子敲打钉子的“叮当”声，还有泡沫被掰断时发出的“咔嚓”声。声音断断续续，有时会停顿很久，似乎主人在思考和反复比划。吴普同放学回来，偶尔会扒着门缝往里看。只见父亲蹲在地上，额头上全是汗珠，后背的汗衫湿透了一大片。他正用那把豁了口的旧锯子，费力地锯着一块三合板，木屑纷纷扬扬地落在他沾满灰尘的裤腿上。地上散落着锯好的木条、裁成方块的泡沫板、弯曲的铁丝，还有那个白色的尼龙袋。一个粗糙的、长方体形状的东西，正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中一点点成型。
第三天傍晚，吴建军终于从那间充满木屑和胶水味的小屋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捧着一个……奇怪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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