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张得如同绷紧的弦、连呼吸都仿佛要经过消毒水过滤的严格管控中，度过了漫长而压抑的两周后，保定农业大学的空气里，终于开始悄然注入一丝松动与缓和的气息。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同初春的冰面，在阳光持续的照射下，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纹，并逐渐扩大。
最先传来消息的是康大伟。那天下午，他像只嗅觉灵敏的猎犬，从外面打饭回来，一进宿舍门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兄弟们！重大利好！图书馆明天开始限流开放了！还有几个大教室也开了，说是给需要写论文的同学用！”
这个消息如同在沉寂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在316宿舍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一直埋头于考研资料的李政猛地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光亮：“真的？哪个教室开了？有插座吗？” 对于他这种需要笔记本电脑查资料的人来说，宿舍限电且没有足够插座是极大的困扰。
“具体不清楚，公告栏贴着呢，自己看去。”康大伟把饭盆往桌上一放，搓着手，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兴奋，“总算能换个地方透透气了，再在这宿舍待下去，我快跟李学家一样，要孵出蘑菇了。”
躺在床上面朝墙壁的李学家闻言，只是轻微地动了动，连头都没回，仿佛对外界的变化毫无兴趣。
紧接着，学校机房有限开放的通知也下来了。虽然需要预约，上网时间严格限制，且电脑数量有限，但这对于几乎与网络世界隔绝了半个多月的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吴普同感到一种久违的、名为“希望”的东西，正随着这些逐步放宽的措施，一点点重新回到身体里。他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和机房的电脑。他的两篇毕业论文——《关于集约化养猪场饲料效率提升的探讨》和《县域农产品流通体系优化研究——基于经济管理视角》——都只完成了开题和初步框架，大量的文献查阅、数据整理和文字撰写工作还堆积在那里。前两周的完全禁足，几乎让论文工作陷入停滞，这让他内心焦灼不已。
活动范围的扩大，意味着选择权的回归。宿舍不再是唯一的天地，校园里那些熟悉的场所，重新向他们敞开了怀抱，尽管这怀抱还带着诸多限制——图书馆需要登记、测温，并限制在馆人数；教室需要保持间隔就坐；机房需要提前预约，每人每天限时两小时。而且，那道象征着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学校大门，依然紧闭，持枪（体温枪）的门卫依旧表情严肃，严禁任何人无故出入。这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是在划定圈子内的放风，但比起之前纯粹的“禁闭”，已然是天壤之别。
在新的政策下，316宿舍的六个人，仿佛六颗被投入水中的石子，凭借着各自不同的质量和形状，迅速沉向了不同的水域，呈现出迥异的生存状态。
吴普同无疑是其中最忙碌、也最目标明确的一个。他像一只重新储备过冬粮食的松鼠，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上午，图书馆刚开门，他就带着笔记本和水杯，成为第一批入馆者。熟悉的书香和旧纸张的味道，暂时驱散了消毒水的气味，让他感到一种心神上的安宁。他在畜牧兽医和经济管理类的书架间穿梭，按照之前列好的书单，寻找着那些关乎他论文命运的参考书籍。有时为了找到一本关键的文献，他需要在密集的书架间徘徊许久，找到时那种喜悦，不亚于发现宝藏。下午，他会转战到开放的自习教室，摊开资料和稿纸，开始梳理思路，进行艰难的撰写工作。偶尔，他也会成功预约到机房的时段，利用那宝贵的两小时，在网上搜索最新的行业数据，或者将手写的文稿一点点录入电脑。键盘敲击的声音，在他听来，比任何音乐都更令人安心。这种充实而有序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对马雪艳的思念和对疫情的焦虑。
与吴普同的勤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学家的“以不变应万变”。即便图书馆、教室重新开放，他依旧雷打不动地宅在宿舍里。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的床铺和到门口取饭的那几步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面朝里侧躺着，不知道是醒是睡。有时他会坐起来，拿着一本不知道什么书，半天也不翻一页，眼神空洞地望着墙壁。康大伟几次叫他一起出去“放放风”，他都只是懒洋洋地摇摇头，嘟囔一句“没劲”或者“外面不安全”，便再无下文。他似乎已经完全适应了，或者说屈服于这种极度收缩的生活状态，并将它内化为了自己的舒适区。
康大伟则像是被骤然松开了链子的哈士奇，迫不及待地要将之前憋闷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他迅速和班上其他几个同样“耐不住寂寞”的男生搅和在一起，找到了新的娱乐方式——玩扑克。他们通常聚集在某个宿舍（只要不被值班老师抓到严格意义上的“串门”），把桌子拼起来，就能鏖战整个下午，吆喝声、拍桌声、赢牌的欢呼和输牌的哀叹，能穿透门板传到走廊。除了扑克，学校里那个规模很小、电脑配置老旧、但在当前环境下却显得无比珍贵的小网吧，也成了康大伟和他的“战友们”时常光顾的据点。虽然上网限时，网速慢得像蜗牛，而且空气污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沉浸在CS或者《传奇》的世界里，通过虚拟的厮杀来宣泄现实中无处安放的精力。偶尔，他们甚至会铤而走险，通过某些“特殊渠道”搞到通宵的资格，在屏幕的微光下度过一个个黑白颠倒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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