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四年（630 年）的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哀伤之中，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前往杜府探望病重的宰相杜如晦。病榻前，这位开创盛世的帝王紧握大臣枯瘦的手，叹息道："非公不能断大事，今疾若此，社稷何赖？" 这番肺腑之言，道尽了杜如晦在贞观政坛的核心地位。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三位，与房玄龄并称 "房谋杜断" 的一代名相，杜如晦以 46 年的短暂人生，在初唐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故事，是士族精英在乱世中的抉择传奇，是君臣相得的政治典范，更是贞观之治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石。
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的杜氏家族，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始终位列顶级士族之列。杜如晦便诞生于这个累世为官的名门望族，叔伯祖父杜杲曾在北周与隋朝担任要职，父亲杜吒曾任襄州刺史。这种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杜如晦奠定了扎实的儒学功底与政治素养。隋朝大业年间，年轻的杜如晦参加官员选拔，吏部侍郎高孝基惊叹于他的才能，评价其 "有应变之能，必为栋梁之材"，将他任命为滏阳县尉。此时的隋朝已风雨飘摇，隋炀帝的暴政引发天下大乱，杜如晦敏锐地察觉到王朝末日的临近，这个看似安稳的县尉职位并未留住他。史载他 "见隋朝政治腐败，县尉之职卑微，因而弃官归家"，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政治洞察力，在乱世中选择蛰伏，等待真正的明主与时机，这种决断力在他年轻时便已显露锋芒。
隋大业十三年（617 年），李渊父子于晋阳起兵，迅速攻克长安建立唐朝。杜如晦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改变时代的契机，他没有选择效忠于隋朝残余势力，而是投身于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麾下，被任命为秦王府兵曹参军。这一选择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李世民对他的极力挽留。当时秦王府人才常被调往外地任职，李世民为此忧虑不已，当杜如晦也面临外调时，房玄龄向李世民进言："府中幕僚虽多，然能运筹帷幄者，唯如晦耳。" 李世民立即上奏唐高祖李渊，将杜如晦留在府中，这段插曲不仅体现了房玄龄的识人之明，更预示着日后 "房谋杜断" 的黄金搭档组合即将成型。
在辅佐李世民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杜如晦的决断才能得到充分展现。他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参与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成为秦王麾下不可或缺的谋臣。每当战役关键时刻，李世民常与房玄龄谋划策略，而房玄龄总会说："非如晦不能决。" 待杜如晦赶到后，总能在诸多方案中选出最优策略，这种 "谋" 与 "断" 的完美配合，成为唐军克敌制胜的关键。武德四年（621 年），李世民建立文学馆广纳贤才，杜如晦位列十八学士之首，足见其在秦王府集团中的核心地位。真正考验他决断力的，是武德九年（626 年）的玄武门之变 —— 当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欲对李世民不利，尉迟恭将消息告知长孙无忌，二人极力劝谏李世民先发制人，而李世民因顾及兄弟情谊犹豫不决。关键时刻，李世民想起了被李渊逐出京师的房玄龄与杜如晦，派尉迟恭持自己的佩刀秘密召回二人。这段历史充满惊险细节：杜如晦与房玄龄化装成道士，冒着 "私自回京即是死罪" 的风险潜入秦王府，正是在这次秘密会面中，杜如晦以其冷静的判断和果决的性格，帮助李世民最终下定决心。他不仅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更戳中了李世民 "以小仁而废社稷大义" 的犹豫之处，坚定了其发动政变的决心。政变成功后，杜如晦因功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十月又拜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赐实封食邑一千三百户，实现了从谋臣到重臣的跨越。
贞观三年（629 年），唐太宗下诏任命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诏书盛赞其 "识量弘恢，神彩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担任宰相期间，杜如晦与房玄龄共同构建了贞观朝的行政体系，"尚书省的制度架构皆由二人共同商讨确立"。他同时兼任吏部尚书，执掌选官大权，在人才选拔上主张 "先由川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注重实践能力而非空谈文采。在隋末战乱后的百废待兴之际，杜如晦拨乱反正，为唐朝制定了完善的典章制度，史称 "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正当贞观之治步入正轨时，杜如晦的生命却走向了终点。贞观三年十二月，他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唐太宗多次亲自探望。贞观四年三月，这位年仅 46 岁的名相与世长辞。唐太宗悲痛万分，下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追赠杜如晦为司空、蔡国公，谥号 "成"。野史记载，唐太宗后来品尝美味的瓜时，想起杜如晦生前也爱吃，不禁潸然泪下，特意留下一半瓜命人送到杜如晦灵前，这段轶事虽无正史佐证，却生动展现了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杜如晦的早逝对贞观政局造成了重大影响，唐太宗在他去世后，时常对朝臣感叹："如晦若在，必能断此事。" 这种惋惜不仅源于个人情感，更因为贞观朝的许多制度建设离不开杜如晦的决断力。他在临终前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担任吏部尚书，确保了选官制度的延续性，展现出他对唐朝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杜如晦的政治智慧集中体现在 "断" 的艺术上：在人生选择时，他能弃官归隐等待时机；在军事决策时，他能在复杂战局中找到破局之法；在权力斗争时，他能帮助李世民做出关键抉择；在制度建设时，他能确立长治久安的行政框架。这种决断力并非鲁莽冲动，而是建立在深厚学识、敏锐观察和全局视野基础上的政治素养，《资治通鉴》评价他 "危而不持，颠而不扶，非所望于宰相"，恰恰从反面印证了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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