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农杨氏的堂屋总飘着墨香。开元二十三年的暮春，十三岁的杨炎踩着青石板走进藏书楼时，檐角的铜铃正随着穿堂风轻响。书架上码着的典籍多是先祖手泽，最上层那册泛黄的《均田论》，封皮上还留着祖父杨汪的朱印 —— 这位隋朝上柱国的名臣，当年因不肯降唐，在洛阳城破时殉了故国。此刻杨炎踩着木梯取下书，指尖刚触到纸页，就见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则怨，怨则乱生”，墨迹虽已淡得发灰，笔锋里的力道却像要透纸而出。
他搬来小凳坐在窗下，就着窗外渗进来的天光细读。读到 “隋末税乱，丁口逃亡，均田之制名存实亡” 时，忽然起身取来笔墨，在空白处一笔一画续道：“不均源于税乱，税乱则民散；欲安民心，必先正税法。” 刚写完，就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 族老杨季昌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老花镜滑到鼻尖上，盯着纸页上的字迹看了半晌，忽然伸手拍了拍他的肩：“此子竟懂治世根由，比你那些只知吟风弄月的堂兄强多了！”
那时的杨炎已凭文名在华州一带传开。邻县的秀才常结伴来讨教，他总把人引到藏书楼，指着祖父的批注说：“文章当为民生立言，不是用来堆砌辞藻的。” 有次华州刺史李嵩派人来请他作贺寿文，使者捧着锦缎和银锭进门，杨炎却只扫了一眼就摇头：“文为心声，非为捧寿。刺史若真有心，不如多想想如何减免百姓的赋税。” 使者气得拂袖而去，没过几日就有人传话来，说刺史要治他 “不敬上官” 的罪。族里人都劝他去赔罪，杨炎却端坐在藏书楼里继续校勘典籍，直到杨季昌带着几位族老找到李嵩，搬出 “弘农杨氏世代忠良” 的名头，这事才算了结。
弱冠之年，杨炎凭门荫补了个太常博士的闲职，却总觉得在京城做官 “离百姓太远”。开元末年，河西节度使吕崇贲上表请调幕僚，杨炎听说河西边境常有羌人侵扰，百姓困苦，竟主动递了辞呈，带着一个老仆和半箱典籍就往凉州赶。
从长安到凉州的路走了近一个月。出了潼关后，沿途尽是逃荒的农户，有妇人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蹲在路边啃树皮；还有老农牵着瘦得只剩骨头的耕牛，说 “官府要征粮养兵，地里的庄稼还没熟就被收走了”。杨炎让老仆把车上的干粮分给众人，自己则跟着一户逃荒的羌人家庭往河西走。那户人家的老阿妈叫卓玛，丈夫早年死于战乱，儿子多吉才十五岁，却要帮着官府运送军粮。夜里宿在破庙里，卓玛用陶罐煮了掺着沙土的青稞面，给杨炎盛了一碗：“这是家里最好的粮了，大人莫嫌弃。” 杨炎接过碗，见青稞面里还掺着几颗野豆子，嚼在嘴里又涩又硬，却强忍着咽了下去 —— 他长在富贵人家，从未吃过这样的苦。
到了凉州，吕崇贲见他是个文弱书生，本想把他安排在帐下做文书，杨炎却递上了一份《边民策》，说要去边境查探土地实情。第二日，他就换了身粗布衣裳，扮成货郎背着货箱走村串户。在昌松县的羌寨里，他见到不少闲置的土地，荒草长得比人还高；而山下的汉人村落里，农户们却挤在小块地里耕作，还要应付官府的 “租庸调”—— 交不出粮食就用绢帛抵，绢帛不够就卖儿卖女。有次他在村里遇到差役催税，差役拿着鞭子抽打一个老汉，老汉趴在地上哭：“我家就这半亩地，收的粮还不够自己吃，怎么交税啊！” 杨炎上前阻拦，差役见他穿着粗布衣裳，以为是普通货郎，抬手就要打，幸好村里的老支书赶来，说 “这是节度使府的先生”，差役才悻悻地走了。
当晚，杨炎在老支书家里借着油灯整理笔记，把看到的土地数量、农户人口、赋税负担都记在册子上。老支书叹着气说：“河西的土地其实够种，就是官府把好地都分给了军将，百姓只能种些薄田，还要交重税，能不逃吗？” 杨炎听着，忽然想起祖父批注里的 “均田” 二字，连夜修改《边民策》，提出 “招募流民，开垦闲田，按田征税，以充军粮” 的主张。
第二天他把策论递到吕崇贲案前，吕崇贲起初犹豫：“军将们不会愿意把土地让出来的。” 杨炎却坚持：“只要节度使肯支持，我去说服军将。” 他带着册子走访各军将，指着上面的记录说：“百姓逃了，土地荒了，军粮迟早会断；若让流民开垦闲田，军将能得租税，官府能得军粮，百姓也能安居，这是三赢的事。” 有个姓王的将军本想反驳，可看着册子上密密麻麻的百姓疾苦，最终叹了口气：“先生说得对，是我只顾着自己的私利了。”
推行半年后，杨炎再去昌松县，见荒地上种满了青稞和小麦，卓玛的儿子多吉不用再去运粮，而是跟着老农学种地；村里还盖了学堂，孩子们背着书包往学堂跑。卓玛拉着他的手，塞给他一袋新磨的青稞粉：“大人让我们有饭吃了，这是自家种的，您一定要收下。” 杨炎接过青稞粉，只觉得手里沉甸甸的 —— 这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主张能改变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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