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深秋,山东濮州(今山东鄄城北)的旷野上,一场罕见的旱蝗灾害已持续半年有余。曾经肥沃的农田龟裂如老树皮,缝隙里嵌着枯黄的草屑,连最耐旱的谷子都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秆上爬满的蝗虫还在贪婪地啃食最后一点绿意。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惨淡的橘红,旷野里听不到往年秋收时的欢笑声,只有饥民们无力的呻吟——他们提着破篮子,在田埂上翻找着能果腹的草根,有的孩子实在饿极了,抱着母亲的腿哭喊,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就在这时,一队身着皂衣的官府差役骑着马奔来,马蹄踏过干裂的土地,扬起阵阵尘土。他们手持皮鞭,闯入附近一个破败的村落,踹开一间间茅草屋。“缴税!缴税!”领头的差役腰间挂着铜铃,铃铛随着他的动作叮当作响,却透着一股催命的寒意。一个白发老农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仅存的半袋杂粮,苦苦哀求:“官爷,这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口粮了,求您留一口吧!”差役却一脚踹翻粮袋,杂粮撒了一地,瞬间被围观的饥民抢食一空。“交不出税,就拿人抵!”差役说着,就命人把老农拖拽在地,皮鞭如雨点般落下,老农的哀嚎声与孩子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这便是晚唐末年,底层百姓生活的真实缩影。
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的汉子攥紧了拳头。他身高八尺有余,穿着粗布短打,腰间别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弯刀,正是濮州当地有名的私盐贩子王仙芝。他看着差役远去的背影,又望向围拢过来的饥民眼中的无助,突然振臂高呼:“官府逼得我们没活路,不如跟他们拼了!”这声呐喊,如惊雷般划破死寂的夜空,起初只有几个人响应,很快,越来越多的饥民抬起头,眼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当天夜里,王仙芝聚集了数千走投无路的饥民,在长垣(今河南长垣)的土台上插起一块木板,木板上用炭笔写着“天补平均”四个大字——这场看似仓促的起义,就此撕开了晚唐腐朽统治的第一道裂口,点燃了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之火。
要理解王仙芝为何能一呼百应,必先看清他所处的时代——一个早已千疮百孔的晚唐。自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的盛世便如过眼云烟,留下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苛重的烂摊子。到唐僖宗在位时(873-888年),王朝的统治已濒临崩溃,而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接连不断的天灾与人祸。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安抚叛将与立功将领,设立了大量节度使,这些藩镇“拥兵自重,政令自出”,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还时常互相攻伐,甚至反叛朝廷。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自唐代宗以来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节度使的任免全由藩镇内部决定,中央根本插不上手。比如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父亲去世后直接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派兵征讨,打了几年也没能平定,最后只能默认他的地位。为了抵御藩镇叛乱,朝廷不得不扩充禁军,军费开支激增——唐穆宗时,禁军与藩镇兵的军费已占国家财政的八成以上,而这些负担,最终都通过赋税转嫁到了百姓身上。
更黑暗的是宦官专权。晚唐的皇帝,大多由宦官拥立,甚至被宦官谋害。唐僖宗继位时年仅十二岁,朝政完全由宦官田令孜把持。田令孜被僖宗称为“阿父”,他把朝廷当成自己的家产,肆意卖官鬻爵,将官职明码标价:节度使一职需缴纳三十万缗钱,刺史需五万缗,连最低级的县尉都要数千缗。有个叫崔荛的人,花了十万缗买了个陕州刺史,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搜刮百姓,甚至把百姓的门窗拆下来卖钱,当地百姓恨得牙痒痒,后来起义军攻来时,百姓们主动打开城门,把崔荛绑起来送给了起义军。当时民间流传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歌谣,正是对这种黑暗统治的控诉。
苛捐杂税更是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唐朝中期推行的“两税法”,本以“夏秋两季征税,以资产为标准”为原则,到了晚唐,却被统治者肆意篡改——除了两税,还新增了“盐税”“酒税”“茶税”“青苗钱”“折估钱”等数十种苛捐杂税,甚至连农民的农具、房屋都要缴税。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僖宗时期,一户中等农户的赋税,比唐玄宗开元年间增加了十倍以上。有个叫张全义的农民,家里只有三亩地,一年要缴的税却够买十亩地的粮食,他实在缴不起,只能卖掉自己的女儿,最后还是被逼得加入了起义军。
雪上加霜的是,从咸通末年(873年)开始,关东地区(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接连爆发严重的自然灾害:咸通十四年(873年),河南、山东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麦禾无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乾符元年(874年),蝗灾肆虐,“蝗虫自东而西,蔽日遮天,所过之处,草木皆尽”,连皇宫里的树木都被蝗虫啃得光秃秃的;乾符二年(875年),又逢暴雨,黄河决堤,河南、安徽等地“洪水泛滥,村落漂没,百姓流离失所”,无数人抱着门板、树干在洪水里挣扎,最后还是沉入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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