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彼得格勒的陷落和春季泥泞期的最终结束，东线德军最高统帅部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队重组后，终于启动了针对苏维埃俄国最后的心脏——莫斯科——的最终战略行动：代号“台风-终幕”的庞大围困与消耗作战，行动最终发起日定于1917年5月25日。
此次战役的目标被明确修正：不再是追求代价高昂、可能陷入另一个彼得格勒式巷战的正面强攻，而是充分利用东线广阔的战场空间和德军依然存在的技术、组织优势，彻底孤立、封锁并最终榨干莫斯科，迫使其在饥饿和绝望中屈服。
为执行这一宏大的战略意图，德军集结了其历史上最为豪华的将领阵容：
最高统帅： 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坐镇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以其无与伦比的威望稳定全局；
而实际上的战略大脑和操盘手，仍是精力旺盛、作风强悍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他负责统筹所有集团军群的协同。
· 北方集团军群 由作风稳健、意志坚定的费多尔·冯·博克中校指挥，下辖第4、第9集团军等庞大兵力。
其任务是从北面、西北面向南持续施加巨大压力，夺取勒热夫等关键交通枢纽，最终与从南面北上的部队实现历史性的会师，封闭包围圈。
南方突击集群（精锐机动力量）： 此战的关键铁锤。鉴于其在攻克彼得格勒和之前战役中的卓越表现，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上校被破格提升为元帅，并授予实际指挥权。
他麾下汇聚了经过紧急补充和休整的第3、第4装甲集群（分别由赫尔曼·霍特、埃里希·霍普纳两位装甲战专家指挥），以及数个最精锐的摩托化步兵师。
该集群的任务是从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方向，向东发动雷霆般的猛攻，撕裂红军已然拉伸至极限的防线，执行一场大规模的战略迂回，直插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卡卢加地域，完成对莫斯科的战略包抄，切断其与南部腹地的最后联系。
空中力量： 阿尔伯特·凯塞林将军的第1“飞禽”航空队将提供压倒性的、不间断的空中支援。
其核心任务不再是近距离支援，而是战略封锁：系统性地轰炸和摧毁莫斯科通往东方乌拉尔、南方伏尔加流域的所有铁路枢纽、桥梁、公路和后勤仓库，执行残酷的空中绞杀战。
关键战场指挥官： 在曼施坦因、霍特、霍普纳的麾下，一批年轻而凶悍的将领开始在残酷的机动和攻坚战中崭露头角，展现出非凡的攻击性和坚韧的防御才能。
例如，哈索·冯·曼托菲尔少校指挥的装甲团再次成为突破先锋；而瓦尔特·莫德尔中校指挥的一个步兵团，则在巩固突破口、抵御红军疯狂反扑的战斗中，以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守住”的顽固风格赢得了上级的青睐。
红军方面，在经历了彼得格勒的惨痛损失后，托洛茨基以铁腕手段和无情纪律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构筑了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层层叠叠的纵深防御体系。
他们严重缺乏德军的机动性和技术装备，但拥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储备和内线作战的便利。
更重要的是，“保卫红色首都”的口号激发了一种近乎绝望的狂热士气，政治委员的监督也确保了部队即使面临巨大伤亡也不会轻易崩溃。
战役初期，德军装甲矛头的突击再次显示出其毁灭性的威力，曼施坦因的部队在维亚济马方向成功达成突破，霍特和霍普纳的坦克集群在开阔地带对后撤中的红军部队予以重创，俘虏数以万计。
然而，随着德军越来越接近莫斯科，红军的抵抗呈指数级增强，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都变成了必须用鲜血换取的要塞，每一片森林和沼泽都潜伏着致命的反坦克枪手、狙击手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不断袭击德军的补给线和孤立单位。
德军虽然不断取得战术胜利，但推进速度明显放缓，宝贵的装甲力量在无休止的战斗中持续损耗，漫长的补给线变得异常脆弱。
至6月15日，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战斗和巨大牺牲，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前卫部队与曼施坦因南方突击集群的先头师，终于在莫斯科以东约180公里的弗拉基米尔城郊取得了极其艰难的联系！这意味着一个虽然松散、漏洞百出，但战略意义无比巨大的包围圈初步形成。
莫斯科与外界的陆上联系被严重切断，仅能依靠几条路况极差、且日夜不停遭受凯塞林飞机轰炸扫射的东部公路和一条脆弱的单线铁路维持着微弱的、时断时续的补给。
漫长的、旨在耗尽莫斯科最后生命力的围城阶段，正式宣告开始，双方都已疲惫不堪，但德军凭借更强大的炮兵、绝对的空中优势以及对战场外围的逐渐控制，开始掌握战略主动权。
在远东，威廉皇帝以其超越时代的视野，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地缘政治影响的战略性决策：
不再满足于在中国南北双方之间制造均势、玩弄平衡，而是要全力支持一个统一、稳定、且必然亲德的中华，将其打造为在远东制衡日本、维持亚洲战略均势、以及为德国工业提供未来巨大市场的关键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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