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深秋，寒意比往年来得更早，凛冽的风已经开始扫过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落叶。
然而，德意志帝国的中心却并未因气温的骤降而显得冷清，反而沉浸在一种胜利之后忙于构建“新秩序”的奇特亢奋之中。
此时的世界的目光，无论是敬畏、憎恨、恐惧还是强烈的好奇，都前所未有地聚焦于这个新兴的、似乎一夜之间重塑了欧洲大陆格局的欧陆霸主。
如何向世界诠释这场惊天动地的胜利，如何开始经营这片用无数鲜血和钢铁换来的庞大疆域，成为柏林无忧宫内每日议事的核心课题。
11月初，经过严格筛选，一支规模空前的国际记者团获得了进入德国的罕见许可。
他们来自中立国如美国、瑞士、瑞典，甚至包括一些战败国（如法国、葡萄牙）和局势微妙、正处于内战边缘的英国苏维埃共和国的观察员。
他们的核心目标高度一致：近距离采访德意志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威廉二世皇帝，并亲身观察他治下的德国社会真实面貌。
采访被安排在无忧宫一间宽敞、装饰着霍亨索伦家族金黑两色纹章和历代君主肖像的会客厅内。
镁光灯刺眼地闪烁不停，记者们的问题如同精心打磨过的箭矢，尖锐而直接，接连投向端坐在主位高背天鹅绒扶手椅上的皇帝。
《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查尔斯·霍普金斯率先发难，他扶了扶金边眼镜，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陛下，请原谅我的直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外界对您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主要是在贵国和您的盟国，将您称为‘先知’或‘战略天才’，因为您似乎总能预见关键的战术转折点，并推动了诸如大规模装甲突击和精确空中支援等革新性战法。”
“然而，在更广泛的国际舆论中，尤其是在战败国，许多人则将您视为‘恶魔’或‘战争狂人’，认为您的一系列决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无数城市的毁灭以及欧洲传统地图的彻底重绘，陛下，您本人如何评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林晓身穿一套深蓝色、剪裁极其合体的便装，那只不便的左臂自然地搭在扶手上，并未刻意掩饰。
他面色平静，目光缓缓扫过在场每一张充满探究欲的脸庞，没有立即回答，仿佛在内心深处权衡着每一个用词。
整个会客厅鸦雀无声，只有铅笔和钢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划过的沙沙声，如同密集的雨点。
片刻后，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先知？恶魔？”他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略带嘲讽和疲惫的笑意，“先生们，女士们，或许你们都高估了我，我既没有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也并非以毁灭为乐事的撒旦。”
他轻轻抬了一下那只不便的左臂，动作自然却引人注目。“在我看来，命运给予我的，不过是一条自幼便孱弱无用的臂膀，以及我的国家在世纪初所面临的、看似绝望的战略包围圈。”
“我所做的，或许仅仅是一个绝望中的工匠，不得不将这两样不幸的原材料，一同投入历史的熔炉，凭借德意志民族固有的坚韧、纪律和智慧，最终，意外地将其锻造成了一柄……足以砸碎旧世界枷锁的权杖。”
这个回答完全出乎了所有记者的预料，他没有标榜个人的英明神武，也没有为战争的残酷进行任何道德辩护，而是将个人的生理缺陷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困境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用一种充满象征意义、近乎认命却又暗含强大意志力的比喻。
将一场波及全球、伤亡惨重的浩大战争，轻描淡写地归结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锻造过程。
这既巧妙地回避了简单的道德评判，又隐晦而有力地彰显了其个人和国家的坚韧以及最终成功的必然性。
“至于死亡与破坏，”他继续道，语气转为深沉和凝重，目光似乎穿透了墙壁，看到了远方的战场。
“战争的悲剧性，毋庸置疑，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但是，先生们，请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也请你们扪心自问：究竟是德意志帝国率先挑起了这场最终席卷全球的冲突？还是那个试图用其绝对海军霸权扼住我们经济命脉、用其遍布全球的殖民体系持续剥削世界、并顽固拒绝任何平等对话机会的不列颠帝国及其盟友，才是真正将欧洲推向火药桶的推手？”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个问题在空气中回荡，“我们渴望和平，发自内心地渴望。但真正的、持久的和平，绝不能建立在德意志被永久围困、被系统性削弱的基础之上。那不过是下一次更大规模冲突的休战期而已。”
“如今，旧秩序的枷锁已被我们不得已而铸就的权杖砸碎，一个以中欧为核心、强调内部合作、共同发展与集体安全为基础的、更稳固的欧洲新秩序正在废墟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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