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会议室的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混合着陈旧红木家具的漆味和高级卷烟的青雾。我作为周副省长的秘书，坐在靠墙的列席位上，飞快地记录着，耳朵却像雷达一样捕捉着每一位领导的发言。
“……综上所述，省里这次扶贫攻坚的重点，就是要聚焦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地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主持会议的刘省长声音洪亮，手指点着桌面上的名单，“这份名单，是经过多轮数据核查、实地调研确定的，基本反映了我们省贫困地区的现状。”
我的目光落在名单末尾，一个名叫“青云县”的地方赫然在列。人均年收入不足八百元，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村民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通村公路硬化率全省垫底……一项项刺眼的数据，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我知道这个地方，周省长曾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提起，语气沉重。
“青云县的情况，大家都有所耳闻吧？”刘省长的目光扫过全场，“典型的‘老少边穷’占全了，革命老区，基础薄弱，历史欠账多。去年一场山洪，更是雪上加霜。那里的群众，苦啊！”
会场里响起一片低沉的附和声。有人叹气，有人摇头，但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沉默。我注意到，当刘省长提到青云县时，坐在我对面的赵瑞龙，嘴角似乎微不可查地撇了一下，随即恢复了一贯的沉稳。他如今是邻市发改委的实权科长，风头正劲。
周汝信副省长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青云县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解决起来也必然困难重重。但正因为难，才更需要有魄力、有担当的干部去闯一闯，打开局面。我建议，这次干部调整，要重点考虑向像青云县这样的重点贫困地区倾斜，选派年轻力壮、有想法、肯吃苦的同志下去。”
我的心猛地一跳。周省长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我心湖，漾开层层涟漪。去基层，去最艰苦的地方……这个念头，在我跟随他下基层调研，看到那些破败的校舍、村民渴望的眼神时，就曾无数次闪过。
散会后，我跟着周省长回到办公室。他脱下外套，揉了揉眉心，脸上带着一丝疲惫。
“致远，都记录好了？”他问，声音里带着沙哑。
“都记好了，省长。”我恭敬地回答，将整理好的会议要点放在他桌上。
他点点头，目光落在窗外，似乎在看很远的地方。“青云县……那是块硬骨头啊。当年我在地区工作时，就去过几次，条件是真苦。几十年过去了，没想到还是老样子。”
我沉默着，没有接话。我知道，领导此刻需要的不是一个附和者，而是一个倾听者。
他转过身，看着我，目光锐利：“刚才我在会上的话，你怎么看？”
我深吸一口气，知道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我斟酌着词句：“省长，我认为您的意见非常正确。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关键的一公里。尤其是像青云县这样的地方，确实需要注入新鲜血液，需要敢闯敢干的干部。”
“哦？”周省长挑了挑眉，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引用了一句古诗，“在机关里看报告、听汇报，终究是隔了一层。只有真正沉下去，和老百姓吃住在一起，才能找到穷根，开出药方。”
周省长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但随即又凝重起来：“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下去容易，想要做出成绩，难如登天。那里的关系盘根错节，保守势力顽固，资源又极其匮乏。搞不好，就是泥牛入海，几年下来一事无成，反而耽误了前程。瑞龙他们市里几个条件好的县，最近也在空缺出位置……”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赵瑞龙正在积极活动，目标是某个经济强县的副县长位置。那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
我抬起头，迎向周省长的目光，语气平静却坚定：“省长，我知道那条路可能更轻松。但我想……我想去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青云县再难，总需要有人去。我还年轻，不怕吃苦。”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周省长久久地注视着我，仿佛要看清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半晌，他缓缓开口，只说了三个字：
“想好了？”
“想好了。”我没有任何犹豫。
他点了点头，不再多说，挥挥手让我出去。我知道，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剩下的，需要组织和程序来决定。
回到自己的小隔间，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桌上放着我和妻子沈清薇还有刚满周岁儿子的合影，照片上她笑容温婉。我还没敢跟她提这个想法，知道她一定会担心。她教书的工作刚刚稳定，孩子又小，去那么一个穷乡僻壤……
下班后，我鬼使神差地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城市边缘的一条老街。这里即将拆迁，尘土飞扬，噪杂混乱。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外，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的父亲，林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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