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九年春，蛰伏了一冬的长江终于化开冻层，浑黄的江水卷着碎冰向东奔涌，本该是水暖春江的和煦时节，千里江面上却弥漫着化不开的硝烟与死寂。东风掠过江岸，吹起的不是柳丝，是清军大营猎猎作响的“清”字大旗，是南岸复国军将士染血的甲胄缝隙里，透出来的凛冽杀机。
清廷耗时三月筹备的第三次渡江决战，终于在这春日里，落下了最后一枚棋子——三十万大军，在长江北岸完成全线集结。
从扬州府城到瓜洲渡口，从清江浦到江阴北岸，千里江岸线上，清军的营寨如同黑色的潮水，连绵蔓延四十余里。土黄色的军帐密密麻麻铺遍原野，一眼望不到尽头，炊烟从数十万灶膛里升起，汇聚成遮天蔽日的灰云，将北岸的天光都染得暗沉。马蹄踏碎了江岸的青草，甲胄的碰撞声、将士的呼喝声、辎重车的轱辘声，汇成一股闷雷般的声响，隔着宽阔的长江江面，都能清晰地传到南岸，震得人耳膜发颤，心头沉甸甸的如同压了千斤巨石。
裕亲王福全身着鎏金铠甲，腰悬宝玉带，手持康熙帝亲赐的“征南大将军”印玺，在扬州城设立最高统帅大营。这位清廷宗室最善战的将领，历经漠北拉锯战的磨砺，眉宇间褪去了往日的浮躁，只剩冷酷的杀伐决断。他麾下统率的，是清廷倾尽举国之力拼凑的终极战力：
禁旅新军两万四千余人，这是康熙最后一支成建制的俄械精锐，全员装备俄制击发枪与野战炮，历经严格线列战术训练，是清军压箱底的突击主力；
绿营精锐八万，从直隶、山东、河南、两江抽调的百战老兵，善守善攻，熟悉江南水网地形，是稳固战线的中坚力量；
民夫后勤二十万，强征北方青壮组成，负责粮草转运、浮桥搭建、工事修筑，如同庞大的血液系统，支撑着三十万大军的战争机器运转。
而比兵力更令复国军胆寒的，是清军的火力威慑。
清廷不惜耗费百万两白银，通过蒙古商道从俄罗斯秘密购入的四十门十二磅重型野战炮，已然全部部署在江北沿岸的炮兵阵地。这些俄制重炮炮身粗壮，射程足足十里，远超复国军现役的元年式岸防炮，更能碾压江南水师的小型战船。炮口齐刷刷指向南岸，黑洞洞的炮膛如同噬人的巨兽，只需一轮齐射，便能将南岸的碉堡、战壕轰成齑粉。
江面上的景象，更是令人窒息。
清廷强征的漕船、商船、战船、渡船，合计七百八十余艘，密密麻麻地泊在江北江面，桅樯如林，帆幕遮江，从江岸一直排到江心，将半幅长江水面都彻底覆盖。炮船的舷侧炮口齐齐探出，战船的船舷布满弓箭手与火枪兵，渡船的甲板上堆满了攻城云梯与冲车，只待一声令下，便能化作渡海的浮蚁，铺天盖地地涌向江南。
福全在扬州大营升帐点兵，当即向江南全境传下檄文，言辞暴戾，杀气腾腾：
“叛匪赵罗，窃据江南，抗拒王师，屠戮官吏，罪不容诛。今朕遣三十万天兵，携百门重炮，临江问罪。限江南全境三日内开城投降，凡献城者，官复原职，民免三年赋税；顽抗者，城破之日，犁庭扫穴，鸡犬不留，寸草不生！”
檄文由箭簇射向南岸，由奸细传入江南各城，如同一块巨石砸入沸油，却没有激起福全预想的恐慌与投降潮。
江南百姓早已看透清廷的残暴，历经十年战火，他们深知复国军是唯一的庇护，投降唯有死路一条。檄文所到之处，百姓反而更加团结，青壮主动报名参军，妇孺赶制干粮、缝制甲胄，工匠们昼夜不休守在兵工厂，将最后一丝力气都倾注在枪炮制造上。
江南大地，没有降旗，只有战旗。
镇江焦山炮台，已然成为复国军前线总指挥部。
赵罗褪去常服，一身玄色铁甲，披红色披风，手持千里镜，伫立在炮台最高处的了望塔上。江风卷着他的披风猎猎作响，甲胄上的寒光与江面的波光交相辉映，他的面色平静如古井，眼底却藏着千钧重压。
自清军开始集结，他便放弃南京安稳的统帅府，亲临最危险的镇江一线。这里是长江最窄处，江面宽度仅三里，是清军渡江的核心突破口，也是复国军生死防线的咽喉。他将全军七成兵力——共计五万主力将士，尽数集中在扬州至镇江的核心防御段，构筑起由碉堡、战壕、水雷、暗桩组成的立体防线；同时严令江阴、江宁、芜湖守军各率部死守，分兵牵制清军侧翼，绝不允许任何一路清军偷渡成功。
范·海斯特站在赵罗身侧，蓝眼睛里满是凝重，他手中的千里镜始终对着北岸的俄军重炮阵地，声音低沉：“将军，四十门俄制重炮，射程比我们的元年式炮远两里，只有雷神炮能与之抗衡，但我们只有三门，部署在焦山、象山、北固山三个核心点，只能覆盖正面，无法兼顾全线。”
沈锐紧握腰间短枪，沉声道：“清军先锋部队已抵近江边，民夫正在搭建浮桥，看样子，三日内必会发起总攻。我们的鱼雷艇队已全部待命，暴风机枪也部署在了前沿战壕，只是数量太少，面对三十万大军，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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