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砚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坐起身，鼻腔里满是煤炉燃烧后的烟火气，混杂着墙角霉斑的潮湿味——这不是他在警校宿舍里熟悉的消毒水味。
昨晚的记忆像被揉碎的胶片，模拟爆炸案里冲天的火光、震耳的巨响，再到睁眼时眼前泛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标语，还有床头柜上那本写着“林砚”名字的1985年刑侦工作手册，桩桩件件都在告诉他一个荒诞的事实：他真的穿越了。
原主的记忆还在断断续续地冒出来，警校毕业刚分配到南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父亲林卫东是十年前牺牲的老刑警，留下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宿舍和一抽屉旧案卷。林砚深吸一口气，把脑子里的混乱压下去，从床底下拖出那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鞋跟处还钉着块补丁——这是原主唯一的正装鞋。
走出宿舍楼，院子里已经热闹起来。几辆绿色的挎斗摩托并排停在墙角，车斗里还放着麻绳和手电筒，几名穿着灰色警服的民警正围着煤炉烤馒头，看见林砚过来，目光都顿了顿。
“这不是林小子吗？今天头回上班，没迟到啊！”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民警笑着打招呼，原主的记忆里，这是大队里的老吴，跟着李建国干了十多年。
林砚刚要开口，就听见身后传来沉稳的脚步声。转身一看，是个穿着四个兜警服的男人，肩宽背厚，额头上有道浅疤，眼神锐利得像刀子——不用想，这就是刑侦大队队长李建国。
“林砚？”李建国上下打量他一眼，声音带着点沙哑，“跟我来办公室，先把手续办了。”
办公室是间朝南的屋子，摆着三张掉漆的木桌，墙角的文件柜里塞满了案卷，最上面还放着台老式电话机。李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登记表，钢笔在纸上顿了顿：“你父亲的事，局里都知道，烈士后代，更得好好干。”
林砚点头，接过钢笔时指尖微顿——这钢笔的金属笔帽都磨出了包浆，和他在警校用的中性笔完全不是一个手感。
“刚来队里，先跟着赵伟熟悉下情况，”李建国把登记表收好，指了指门外，“他也是今年的见习生，比你早来半个月，辖区里的路比你熟。”
林砚跟着李建国走出办公室，就看见一个穿着同款警服的年轻人迎上来，个子和他差不多高，头发梳得油亮，眼神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傲气——这就是赵伟。
“李队，您放心，我肯定带好林砚！”赵伟笑着点头，等李建国走了，脸上的笑容立刻淡了下来，“跟我来吧，先带你去辖区转一圈，顺便说下队里的规矩。”
两人走出警局大门，赵伟沿着路边慢慢走，手指着对面的供销社：“看见没？这一片是咱们的重点辖区，昨天还刚丢了辆自行车，到现在没找着。”他顿了顿，斜睨了林砚一眼，“咱们队里办案，讲究的是‘三多’——多走访、多蹲守、多靠经验，不像你们读书人，总想着书本上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林砚没接话，目光落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上面贴着几张泛黄的寻物启事，还有一张用红漆写的“严打犯罪分子”的标语，风一吹，标语边角卷了起来。这就是1985年的南州，没有监控摄像头，没有DNA检测，连最基础的现场勘查工具都可能凑不齐，办案全靠腿和嘴。
“对了，昨天菜窖那案子，你听说了吧？”赵伟突然停下脚步，声音压低了些，“李队带着人查了一晚上，就靠现场那枚布鞋印锁定了嫌疑人，这就是经验！换了有些人，怕是连鞋印都认不全。”
林砚心里了然，赵伟这是在暗指他。他没反驳，只是问：“那嫌疑人现在审得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作案工具？”
赵伟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他会问这个，含糊地摆手：“审着呢审着呢，作案工具哪那么好找？先把人扣住，总能问出来。”
两人沿着街道继续走，赵伟又指着几个巷子口说了些“常出小偷”“有打架前科”的住户，大多是些模糊的印象，没什么具体信息。林砚跟着记，心里却在盘算——这样靠经验办案，漏查、错查的风险太大，要是遇到反侦察能力强的嫌疑人，很容易让案子陷入僵局。
走到一家包子铺门口，赵伟停下脚步：“行了，差不多就这些地方，中午队里管饭，不过得自己去食堂打。”他从口袋里掏出个铝制饭盒，“我先去买两个肉包垫垫，你要么？”
林砚摇摇头，看着赵伟钻进包子铺，转身往警局走。刚到门口，就看见几个民警抬着个木箱子出来，箱子里装着卷尺、放大镜，还有几瓶贴着“酒精”标签的玻璃瓶——这大概就是队里全部的勘查工具了。
“林砚？”一个女声突然传来。林砚转身，看见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站在医务室门口，手里拿着个笔记本，脸上带着点好奇，“你就是新来的见习生？我是苏晓，队里的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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