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风暴，一旦掀起，便难以精准地控制其波及的范围。当佛教这棵参天大树被强行砍伐时，其树荫下及周边那些来自异域、本就小心翼翼生长的宗教藤蔓，也无可避免地被连根拔起，遭遇了灭顶之灾。这场旨在“清荡释教”的运动，在其凌厉的锋芒下，展现出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笼统排外性，所有带有“胡教”色彩、非华夏本土源流的信仰，都成了被殃及的池鱼。
在毁灭性的敕令中，除了针对佛教的条款，还有一句冰冷而明确的补充：“其大秦穆护、祆僧等，并令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穆护”是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教士的波斯语称谓，“祆僧”则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僧侣的简称。这道命令，如同一声丧钟，敲响在长安城西市、醴泉坊等波斯、粟特胡商聚居区的上空。
长安，作为国际化的大都会，除了佛寺道观，还存在着一些风格迥异的宗教场所。祆教的拜火祠，风格神秘，不设偶像，唯有象征光明的圣火长燃不熄；景教的“波斯寺”（又称“大秦寺”），则有着来自遥远地中海的十字架标志和独特的叙利亚礼仪；此外，还有更为隐秘的摩尼教（明教）团体的活动点。这些宗教随着丝绸之路的商队、使团来到中土，主要在胡人社区中流传，虽也曾得到过唐代前期某些皇帝的好奇和礼遇，但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夹缝之中，其影响力与根深蒂固的佛教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在此刻朝廷的眼中，它们与佛教共享着一些致命的“特征”：都是外来的，都有独立的组织（哪怕很弱小），都有不事生产的僧侣（教士）。在一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逻辑下，它们被不加区分地列入了必须清除的名单。
灾难降临得迅速而彻底。京兆府的胥吏和兵丁，在完成了对主要佛寺的清算后，很快便将目标转向了这些更小的目标。
在醴泉坊的一处祆祠，官吏们闯入了那平时绝不对外人开放的神秘场所。他们惊讶地看着那跳跃的火焰，无法理解这种不拜偶像只拜火的信仰。为首的胥吏皱着眉头，宣读了敕令。
“熄灭火坛！拆毁祠屋！僧侣还俗！”命令简单直接。
祆教僧侣（穆护）们试图用生硬的汉语解释，圣火象征着光明与善良，崇拜的是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与佛教完全不同。但胥吏们毫无兴趣，不耐烦地推搡着他们：“啰嗦什么！都是蛊惑人心的胡教！快动手！”
圣火被强行扑灭，燃烧了数十甚至上百年的火坛被砸毁，祠中的经典、仪式用品被扔出践踏。那些来自波斯的穆护，有的被勒令还俗（如果他们已有汉人身份），而更多的外国裔穆护，则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他们悲愤地看着信仰的中心被摧毁，却无能为力。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义宁坊的景教“波斯寺”。这座教堂由波斯僧阿罗本于贞观年间获太宗皇帝准许建立，已存在二百余年。长老阿罗本（取用了景教先驱之名以示传承）是一位年高德劭的叙利亚教士，他亲眼见证了景教在唐朝的起伏。
当官兵涌入时，他正带领着少数信徒在做日常祈祷。教堂前方醒目的十字架（当时称为“十字莲花”或“十”字纹）在透过彩色窗棂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庄严。
“奉旨拆毁邪祠！所有人等，即刻离去！”军官高声喝道。
阿罗本长老上前，他努力保持镇定，用流利的汉语试图辩解：“将军明鉴。我等乃景净僧侣，源自大秦（东罗马），敬拜天主，救赎世罪，与浮屠之法截然不同。敝教素来劝人向善，忠君爱国，太宗、高宗皇帝皆曾降旨优容……”
那军官嗤笑一声，打断了他：“休得聒噪！什么大秦、大食，皆是化外胡教！尔等不耕不织，聚众集会，与僧尼何异？陛下有旨，一切邪外之教，尽皆革除！来人，将那十字架给我拆下来！”
兵丁们一拥而上，架起梯子，用斧凿猛敲那悬于圣坛之上的十字架。
“不！不可！那是救世的象征！”阿罗本长老发出痛心疾首的呼喊，他想冲上前去，却被兵丁粗暴地推开，跌倒在地。他苍老的眼中充满了泪水，看着那象征信仰的十字架在暴力的摧残下轰然坠落，摔在地上，断成数截。
紧接着，兵丁们开始抢夺、撕毁教堂内的经卷。那些用叙利亚文精心抄写的福音书、祈祷文、赞美诗，被随意抛掷、践踏，甚至投入即将点燃的火堆中。教堂内的圣像、烛台、圣器皿被洗劫一空，登记充公。
阿罗本长老绝望地看着这一切，心如同那十字架一样碎裂。他毕生奉献的事业，二百年的传承，就在这短短半天内，化为乌有。他和他的信徒们被驱逐出教堂，教堂大门被贴上封条，随后不久便被彻底拆毁。景教在中国刚刚扎下的、本就脆弱的根苗，被彻底斩断。
而对于更为隐秘、常被官府视为“妖术”的摩尼教，打击则更加严厉和彻底。摩尼教虽也源自波斯，但其教义独特，主张光明与黑暗的二元斗争，且在中亚等地常与民间反抗运动有所关联，因此更为唐朝官府所忌惮。剿灭摩尼教的行动往往与搜捕“妖贼”相结合，其教徒一旦被发现，往往不是简单的还俗或驱逐，而是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其经卷、画像被系统地搜寻和销毁，使得这个宗教在中华大地上的痕迹几乎被抹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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