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夙升迁引发的朝堂风波，并未因皇帝的金口玉言而平息，反而如同投入油锅的水滴，炸开了更剧烈的反应。那些被景琰在朝堂上驳了面子的御史言官们，尤其是李阁老一系的清流，岂会善罢甘休？明面上的争执被皇帝压了下去，但暗地里的攻讦，却如同潮水般，通过另一种方式汹涌而来——奏疏。
接下来的几日，弹劾林夙的奏章，开始如同雪片般飞向皇帝的御案，并通过司礼监的渠道，部分副本也送到了监国学习的太子景琰手中。
起初，还只是零星几本，言辞尚算克制，多是重复朝堂上“宦官干政”、“违背祖制”的老调。但很快，数量便开始激增，措辞也愈发激烈，甚至到了恶毒的地步。
“奴才林夙，阉宦之身，以巧言令色蛊惑储君，骤得高位，其心可诛！”
“司礼监乃机要重地，岂容刑余之人执掌批红？此乃国朝大不幸之兆！”
“林夙恃宠而骄，在东宫便已结党营私，今入司礼监，恐成前朝刘瑾、魏忠贤之流，祸乱朝纲，动摇国本！”
“太子殿下年轻，或为奸佞所蒙蔽，纵容近侍，有失储君体统，臣等恳请陛下明察，肃清君侧！”
字字句句，如刀似剑，不仅将林夙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企图祸乱朝纲的奸宦，更将矛头隐隐指向了景琰，指责他识人不明，纵容包庇。
景琰看着案头堆积起来的弹劾奏章，面色沉静，但紧抿的唇角泄露了他内心的怒火与冷意。他知道，这是李阁老和三皇子发动的一场舆论战，目的并非指望能立刻扳倒林夙——毕竟圣旨已下，皇帝暂时无意更改——而是要持续不断地给林夙施加压力，败坏他的名声，同时也在皇帝和他景琰之间埋下猜疑的种子，更在朝野上下营造出一种“太子宠信宦官，非明君之相”的恶劣印象。
“殿下，这些奏章……”苏婉如整理着文书，眉宇间带着忧色，“言辞越来越过分了。”
景琰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扫了一眼，是那位在朝堂上率先发难的张文博御史所写，里面甚至捕风捉影地提及林夙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宫外贿赂，为家人谋利。景琰知道，林夙是罪臣之后，家人早已流放或离散，何来为家人谋利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
“跳梁小丑，吠声吠影而已。”景琰将奏章丢回原处，声音淡漠，“不必理会。”
他采取了最直接，也最需要底气的处理方式——留中不发。
无论是送到他这里的副本，还是直达御前的正本，景琰一概压下，既不批复，也不辩解，更不将这份压力转嫁给林夙，仿佛那些言辞激烈的弹劾从未存在过。他照常处理政务，接见臣工，与阁臣议事，神情举止一如往常，甚至比平日更加沉稳。
然而，这沉默并非无所作为。他在用这种冷处理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告他对林夙的绝对信任，以及对这种攻讦手段的不屑一顾。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硬的态度。
但这份沉默，对于身处漩涡中心的林夙而言，却意味着另一重意义上的煎熬。
司礼监衙署内，气氛微妙。虽然表面上，各位太监同僚对这位新晋的“林随堂”还算客气，但那种无形的隔阂与审视，却无处不在。
高公公依旧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对林夙不冷不热，交办的事务多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文书抄录、档案整理，真正的核心奏章和批红决策，依然牢牢握在他自己和他的几个亲信秉笔太监手中。林夙获得的所谓“代行批红”之权，目前也仅限于在一些地方官员请安、或是无关紧要的部门例行汇报上，用朱笔写下“知道了”三个字。
钱太监等人，则时常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优越感和试探。有时会“无意间”提起某位被弹劾的官员下场如何凄惨，有时又会“好心”提醒林夙，司礼监位置特殊，需得谨言慎行，莫要授人以柄。
“林公公年轻有为，又是太子殿下身边出来的，这日后啊，前途不可限量。”钱太监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只是这树大招风，如今外头那些言官，眼睛可都盯着咱们司礼监呢，尤其是您。您可得仔细些，莫要行差踏错，连累了高公公和咱们司礼监的声誉。”
林夙只是垂眸听着，偶尔点头称是，并不多言。他深知言多必失，在根基未稳之时，任何的辩解或反驳都只会落人口实。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熟悉司礼监的事务中，即使是最枯燥的文书工作，他也做得一丝不苟。他的字迹清秀工整，批阅意见条理清晰，偶尔在一些细微处提出疑问或建议，也往往能切中要害，让负责带他的钱太监也挑不出错处。
但他能感觉到那无处不在的压力。每一次踏入司礼监的大门，都能感受到背后那些或明或暗的目光。每一次听到宫人窃窃私语，虽听不真切，但他知道，自己必然是话题的中心。那些弹劾的奏章，他虽然看不到具体内容，但从小卓子打听来的只言片语，以及同僚们偶尔流露出的异样眼神中，他也能拼凑出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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