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九年初，苏门答腊的雨季仿佛没有尽头。
雨水无休止地倾泻下来，将整个德利种植园泡成了一片巨大的烂泥塘。
烟草田里的积水映着昏暗的天光，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从高脚搭建的“长屋”望出去，天地间只剩下灰与绿两种颜色，单调得让人心慌。
阿茂蜷缩在长屋角落里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铺位上，借着从木板缝隙透进来的微光，又一次清点着他藏在竹筒里的“钱”。
那不是真正的钱。是种植园自己烧制的陶瓷币，圆形，土褐色，中间有一个方孔，一面印着种植园的荷兰文缩写“DM”，另一面印着代表面值的数字。
工头们管它叫“公司钱”，猪仔们则私下里叫它“瓦片”。
这种瓦片，在种植园的范围之外，连一块像样的番薯都换不来。
但在这里，它是命。每天六七个时辰的苦役，换来的就是这么一两块冰凉的瓦片。
用它，可以在种植园内的“吉歹”（Kedai，马来语商店的意思）里，买到贵得离谱的米、咸鱼干、烟草，甚至是能让人短暂忘记痛苦的鸦片膏。
有个读过书的劳工私下里说，这种只能在种植园里使用的瓦片是控制他们的恶毒手段，是拴在他们每个人脖子上的缰绳，可他们没得选。
说完这句话，那个劳工没几天就病死了。
阿茂的竹筒里，已经积攒了厚厚一叠。
他今天没有数，只是用手掂量着那沉甸甸的分量。
这分量，是他用八年的血汗换来的。
八年，两千九百多个日夜，他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牲口，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天不亮就起床，喝一碗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粥，然后跟着大队人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烟草田。
育苗、除草、施肥、捕虫，最后是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娇贵的烟叶。
头顶是能把人烤干的烈日，脚下是能吞噬脚踝的滚烫泥土，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烟草叶的辛辣和各种蚊蚋飞虫。
监工不是本地的爪哇人就是巴塔克人，是荷兰人的狗，他们手里的藤鞭从不认人。
任何一点怠慢，换来的就是一顿皮开肉绽的抽打。
阿茂的背上，永远都是旧的鞭痕叠着新的。
他吃的，永远是定量的糙米饭，配一小撮盐和几条指甲盖大小的咸鱼干。
那鱼干又腥又咸，仿佛是用海水直接腌的，但那一点点咸味，却是补充体力的唯一来源。
雨季的时候，能分到一些咸菜，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喝的，就是从附近河里打来的生水，里面混着泥沙和不知名的虫卵，喝下去常常会闹肚子，一泻千里，人就虚脱了。
很多人不是累死的，而是病死的。
痢疾、霍乱、疟疾，像无形的镰刀，每天都在这群猪仔的头顶盘旋。
他们的种植园似乎永远都在招工，死了一批就换一批新的。
住的“长屋”，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四面漏风的棚子，用几根粗大的坤甸木撑起来，离地几尺高，为了躲避潮气和蛇虫。
屋顶铺着厚厚的亚答叶，雨下大了，外面大下，屋里就小下。
一个屋子要住四十多个男人，密密麻麻挤在通铺上。
空气里永远都是汗臭、脚臭，和那股挥之不去的死人味。
夜里，鼾声、梦话、咳嗽声、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但阿茂早都习惯了。
在这种环境睡不好的人很快就病死了。
八年前，在家乡福建，他还是个少年。
那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爹娘先后饿死了。
家里只剩下他和十二岁的妹妹阿月。
人贩子找上门来，说南洋遍地是黄金，去那边做工，三年就能发财回来盖大厝。
为了给妹妹换一口活命的粮，也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发财梦，他自己签了“卖身契”，或者说，是被人按着手指画了押。
他换来的二十块大洋，十五块给了人贩子，剩下的五块，他都留给了族长，求他照顾好妹妹。
后来他才知道，那所谓的“招工”，就是“卖猪仔”。
他们被塞进一艘叫“德美”号的货船底舱，几百个男人被剃光了头发，像牲口一样圈在狭小的空间里。
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船舱里臭气熏天，许多人得了病，发着高烧，说胡话，然后就在某个夜晚悄无声息地死去。尸体被草草地用席子一卷，就扔进了漆黑的大海。
甚至那个破草席还会被扔回来，继续给下一个人睡。
两个月的航行，活着抵达棉兰勿老湾港的，只剩下了三分之二。
他们像一群待售的牲畜，被带到市场上，让那些白皮肤、高鼻子的荷兰“东家”们挑选。
他因为看起来还算结实，被德利种植园的管事买下，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姓氏，只有一个编号的苦力。
他来这里的头三年，几乎每天都在绝望中度过。
他想过逃跑，但种植园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里面有猛兽和瘴气，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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