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齐人深度参与了德利地区的叛乱,
这个消息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其真假,不在于亚齐人参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它带来的连带影响。
它像一根引线,将两个看似无关的危机点连接在了一起:帝国的军事泥潭——亚齐,与帝国的经济心脏——德利烟草种植园。
亚齐的战火假如彻底蔓延到了东海岸,与数万心怀不满的华工合流,后果是殖民地政府难以承担的。
恐慌,像是病毒一样不断地在总督府里蔓延。
政务秘书、陆军司令、财政总长……殖民地的最高决策者们震惊、不安。
在情报不明的情况下, 他们向德利地区所有还能联系上的军事单位、警察部队和地方行政长官下达指令:执行堡垒策略。
放弃所有偏远的、难以防守的种植园和哨所。
所有荷兰公民、忠于帝国的武装人员,立刻向棉兰、勿老湾等核心城市收缩、集结。
将这些城市变为坚固的军事堡垒,集中有限的兵力,保护行政中心、港口、铁路枢纽等关键基础设施。
这不能说错,只是略微消极。
给了董其德和阿吉放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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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督的“堡垒策略”还在德利地区被层层加码。
亚齐首府库塔拉查的荷兰军营里,卡雷尔·范德海金将军正用他仅存的那只右眼,审视着一份刚刚缴获的、画在羊皮上的亚齐游击队布防图。
他就是荷属东印度陆军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独眼将军”。
这个绰号并非来自敌人的诅咒,而是他自己的士兵在敬畏与恐惧中为他起的。
1877年,在攻打沙马朗岸的一场血战中,一颗子弹夺去了他的左眼,却也为他铸就了一尊活生生的传奇。
他拒绝退下火线,用一块染血的绷带草草包扎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至胜利。
范德海金是范兰斯伯格总督的另一个极端。
他鄙视巴达维亚那些只会玩弄政治和外交的文官,坚信在殖民地这种野蛮之地,唯一的真理只在战争之内。
自1877年接管亚齐战事以来,他一改前任们的被动防御,发动了一系列残酷而高效的攻势。
他从不相信所谓的“怀柔”与“和谈”,他的信条是用绝对的、毫不留情的暴力,摧毁一切反抗的意志,然后再在废墟之上建立秩序。
在他指挥下的几年间,至少有三万亚齐人死于战火与清剿,比他的前任造成的战果要大上几倍,但同样,亚齐人在屠杀下反抗的声势也愈发宏大。
他与总督范兰斯伯格的矛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总督指责他耗费军费如流水,视人命如草芥;他则在私下里嘲笑总督是“穿着丝绸睡衣的胆小鬼”,根本不懂战争。
坚持了两个月,在多方的压力之下,总督还是选择了妥协。
副官将棉兰叛乱的初步战报呈上,范德海金的眼睛里忍不住露出讥讽。
“看看吧,”他将战报扔给身边的参谋长,“这就是我们那位精打细算的总督阁下想要的和平。
他以为把军费从亚齐的账本上划掉,就能变出烟草和利润。
现在,那些他舍不得花钱去管理的华人和舍不得花钱去打的亚齐人,用一把火告诉了他,什么叫愚蠢。”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他看来,是对范兰斯伯格那套“文化人治军、财政优先”政策的审判,同时,也是他自己更进一步的绝佳契机。
他立刻意识到,这场叛乱将成为他在殖民地内部权力斗争中的最强武器。
“总督的堡垒策略?真是个天才的想法。”
他听完最新的电令,发出一声冷笑,“他这是要把整个德利地区,拱手让给那些叛匪。他以为守住几个城市就万事大吉了?
他不懂,游击队的生命力,就在乡野,就在丛林。他这是在给敌人提供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温床。”
他没有立刻执行总督府关于“维持亚齐战线稳定,不得擅自调动”的命令。
相反,他叫来了他最信任的几位指挥官,在地图前站定。
“先生们,巴达维亚的官老爷们吓破了胆。但对我们军人而言,这是一次机会。”
他的声音稍显亢奋,“我们不能坐等德利的局势糜烂。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不仅是为了平定叛乱,更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只有军队,只有我们,才是维系这个帝国唯一的支柱。”
他的计划非常大胆直接,甚至可以说是违抗军令。
他决定,在不惊动总督府的前提下,对亚齐的战术进行一次重大的、临时的调整。
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亚齐这个泥潭里,强行“挤”出一支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
“从今天起,”他指着沙盘上库塔拉查周围的区域,“我们在亚齐的战术,由全面清剿,转为重点防御。集中防线!不跟他们耗了!”
这个概念,在他的脑中早已酝酿成熟。
全面征服整个亚齐耗时耗力,且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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