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潘在楚军的羽翼下登上齐侯之位，并未带来预期的稳定与臣服。他的统治，从最初便建立在阴谋、暴力与对外依附之上，如同无根之木，注定风雨飘摇。临淄城内的血腥气尚未散尽，新的恐怖与反抗已悄然滋生。
齐昭公深知自己得位不正，且临淄经历了连番内乱和宋军蹂躏，国力凋敝，人心浮动。他非但不思安抚休养，反而采取了更为酷烈的高压手段以巩固权位。
首先便是清算。他大肆捕杀所谓“孝公余党”及“亲宋分子”，范围肆意扩大，凡昔日与己不睦、或稍有嫌疑的贵族、官吏，皆遭屠戮抄家。其手段之残忍，株连之广，甚至超过了公子无亏时期，闹得临淄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其次是谄楚。为报答楚国“援立”之功，并换取持续支持，他履行诺言，割让南部边境多处险要城邑与楚。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将齐国的南大门拱手让与强楚，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极大愤慨。同时，楚国的“客卿”、“监军”充斥宫廷与军队，颐指气使，干涉内政，俨然太上皇，齐国之尊严，扫地无存。
再者是横征暴敛。为供养自己的奢华享受、犒赏党羽、以及支付对楚国的“贡赋”，公子潘设立了诸多苛捐杂税，强征民夫，使得本已困苦不堪的齐国民生更加雪上加霜。田野荒芜，市井萧条，怨声载道。
隰朋生前苦心维系的那点人心纽带，被公子潘彻底斩断。临淄城内，表面顺从，暗地里，“暴潘”、“楚奴”的骂声已不绝于巷陌。一种压抑的怒火，在沉默中积聚。
高压之下，反抗的星火并未熄灭，反而开始以更隐秘、更顽强的方式蔓延。
最初是零星的、自发的。南部边境被割让地区的守军和民众，不甘心受楚人统治，爆发了数次小规模暴动，虽皆被楚军与公子潘派兵联合镇压，但其宁死不屈的气节，激励了更多人。
很快，更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开始浮现。
一部分是原孝公政权的离散力量。他们并未完全被肃清，一些中下层军官、地方官吏，在孝公被逐、隰朋死后，或因忠义，或因自身利益受损，暗中串联，积蓄力量。他们往往打着“迎复孝公”或“诛暴潘、清君侧”的旗号，虽然孝公本人下落不明，但其名分仍是一面有用的旗帜。
另一部分，则源于隰朋的遗策。那位接到隰朋密函、驻守莒国边境的旧部将领，悄悄收拢了一批溃散的忠勇之士，并凭借地利，与南部反抗势力取得了联系。他们规模不大，但组织更为严密，行动更为谨慎，成为抵抗力量中一支潜在的核心。
此外，一些原本中立的贵族，如国氏、高氏的部分旁支，见公子潘倒行逆施，国将不国，也开始暗中提供财物和情报上的支持，为自己预留后路。
这些分散的力量如同地下暗流，彼此之间虽还未完全汇合，目标也不尽一致，但共同的对象都是公子潘及其背后的楚国势力。他们等待着一个契机，一个能够将星火燃成燎原大火的时机。
郢都楚宫，楚成王熊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荣耀。擒宋公、立齐侯，楚国的兵威与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在这巅峰之上，关于未来战略的辩论，也在朝堂之上悄然展开。
一派以部分军方将领和激进贵族为代表，主张趁热打铁，大举北进。“王上，今宋国已服，齐国内乱，中原无主，正应尽起大军，一举荡平宋、卫、郑诸国，兵临洛邑，问鼎之轻重！岂可坐失良机？”
另一派则以令尹子文为核心，更为冷静持重。“不然，”子文出列反驳，“今虽得胜，然所得之地需消化，所服之人需安抚。齐国内情未稳，公子潘暴虐，反抗四起，我若此时大举北进，则齐地必将生乱，拖我后腿。宋国目夷，隐忍能干，国内悲愤，我若逼之太甚，其必死战。中原诸侯虽惧我，然其心未附，我若急于求成，恐使其因恐惧而联合，反生大患。”
他转向楚成王，恳切道：“王上，霸业非一日可成。今之计，当在于‘固本’与‘削枝’。固本，即巩固在汉水、淮水流域的既得利益，安抚新附之地；削枝，即继续利用齐国内乱，支持公子潘镇压反抗，同时以宋襄公为质，不断削弱勒索宋国，使其无力反抗，亦不敢与他国结盟。待齐、宋彻底疲弱，中原诸侯习惯我之存在，再徐图进取，方为万全之策。”
楚成王沉吟不语。他既有开拓的雄心，也深知子文的老成谋国之言甚有道理。扩张过快，确易消化不良，甚至可能崩盘。
最终，他采取了子文的策略，但略有调整：“令尹之言甚善。然大军不可全然不动。可增兵齐楚边境，一则弹压齐乱，助潘稳定局势；二则对鲁、卫等国形成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对宋，继续施压，索要更多贡赋，迫使其进一步屈服。至于北进…...”他目光扫向地图上的北方，“暂且观望。”
楚国的战略，暂时从急风暴雨式的扩张，转为更具耐心的消化与遏制。但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其惯性并非轻易能够停止，前线将领的贪功、被压制国家的反弹，都可能随时打破这脆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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