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七个案例带来的冲击，在研究院里蔓延得很慢，但很深。
慢，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谈论这件事。七个案例来自七个不同的单位，没有一个是“系统内”的——不是合作单位，不是项目伙伴，甚至不在任何正式的通讯录里。他们是自己找来的，通过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流传出去的私人邮箱，把压箱底的困惑和失败，托付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深，是因为每一个拿到案例的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材料组的老法师读完那篇关于钛合金断刀的案例后，整整三天没怎么说话。第四天，他拿着一沓手写的笔记找到林远。
“这个案例，”他说，“我年轻时在工厂，遇到的就是一模一样的问题。那时候我记了一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但也许有用。”
林远接过笔记，翻开。密密麻麻的字迹，有参数，有草图，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涂鸦，有“试了五次终于成了”的潦草记录。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卷起，显然被翻阅过很多次。
“您留了三十多年？”林远问。
老法师点点头：“舍不得扔。总觉得哪天还能用上。但一直没机会。”
林远看着那些发黄的纸页，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些“野生的根”，从来不是现在才长出来的。它们一直都在。在每一个老法师的抽屉里，在每一个工厂老师傅的笔记本里，在每一个被困惑折磨过的人的记忆里。只是没有人去挖，没有人去连，没有人让它们见到光。
“我想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老法师说，“不为了发论文，不为了评奖。就为了让下一个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不用再等三十年。”
林远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帮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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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组那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
那个被“省了至少两个月”的案例，在组里传开后，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有人开始翻自己过去的项目日志，有人开始整理那些“解释不了就被归档了”的数据，有人开始问：“我们这些年的‘废料’，是不是也能变成别人的‘药’？”
软件组组长做了一个决定：把组里过去五年的所有项目日志，全部数字化，建立内部索引。不是筛选，不是分类，是所有——包括那些失败的、废弃的、解释不了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将来有用，”他说，“所以全部留着。等需要的时候，再去找。”
有人问：“这得花多少时间？”
他说：“不知道。但那些‘废料’，已经花过我们一次时间了。不能再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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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那边，则在思考另一个问题。
那天他在沙龙上说：“我们一直在追求‘对的答案’。但这个网络给我的感觉是——‘错的答案’也有价值。知道一条路走不通，和知道哪条路走得通，同样重要。甚至，有时候更重要。”
他开始在仿真组推行一个新的制度：每一个被放弃的模型、每一个被证伪的假设、每一个“花了三个月发现此路不通”的尝试，都必须写一份简短的“失败记录”。不考核长度，不要求格式，只需要说清楚：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尝试了什么方法，为什么失败了，如果重来会怎么做。
第一个月，没有人写。
第二个月，有人开始写。很短，三五行字。
第三个月，那个文件夹里有了二十多份记录。
王磊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些记录有什么用。他只是把它们存在一个共享目录里，名字叫“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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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末，林远收到第二封来自“野生节点”的邮件。
这次是七份案例。
发件人依然是那串随机字符，但附件里多了一个文本文档，只有一句话：
“我们也有一个群。人不多，但都是‘想知道为什么’的人。听说你那里可以存东西，我们以后有什么，都给你一份。”
林远盯着“我们也有一个群”这行字，看了很久。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担心的“这个网络怎么建”，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
网络不是建出来的。
网络是长出来的。
你只需要做一个节点，开一个口子，让那些“野生的根”有机会伸进来。剩下的，它们自己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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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秦念召集了一次特别的会议。
参会的人很少：林远、吴思远、陈启元，还有院保密办的那位副主任。
保密办副主任开门见山：“林远，你那个‘个人学术交流’，现在规模有多大？”
林远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林远说，“我有记录的，是每周和欧洲同步的案例。大概一百多个。但最近两个月，开始有国内的……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自发节点’，也给我发案例。我没办法统计有多少，因为他们每次都用临时邮箱，不留任何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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