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当了天子，日子也没清闲多少。他跟舜一样，到处巡视，看看各地治理得怎么样。《夏本纪》说他“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巡查时去世了。
按说尧舜时代，天子选接班人讲究“禅让”，看谁贤能就传给谁。禹本来也想按规矩来，他看中了一个叫“益”的大臣。益这小伙子也挺能干，当年跟着禹一起治过水，立了不少功。禹死前，把权力交给益，让他代理天子之政。
可问题来了：禹的儿子“启”，不是个省油的灯。启从小跟着老爹见惯了大场面，身边早就聚拢了一帮支持者。禹治水的时候攒下的威望，无形中也成了启的资本——老百姓觉得“禹的儿子肯定差不了”。益代理了几年，发现自己根本镇不住场子，大家心里还是向着启。《夏本纪》里说“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意思是益跟着禹的时间短，没攒下足够的人气。
最后，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权力从益手里抢了过来。这一下，就打破了“禅让制”的传统，改成了“父死子继”，这便是我们高中课本中学的从“公天下”到“家天下”。这天，有个叫“有扈氏”的部落不服气，跳出来反对：“哪有这么干的？不合规矩！”启也不含糊，亲自带兵去打，在“甘”这个地方决战。出发前，启还发表了一篇战前演说，就是《尚书》里的《甘誓》，骂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不遵守天道，不服从政令），最后把有扈氏打服了。
从此以后，夏朝就成了“启家的公司”，父子相传，兄终弟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先河。《夏本纪》里记载了夏朝的世系：启之后是太康、中康、相、少康……一直到最后一个王“履癸”，也就是桀。
不过夏朝的日子，也不是一直顺顺当当。比如启的儿子太康，是个典型的“败家子”，天天打猎游玩，不理国事，结果被一个叫“后羿”（不是射太阳的那个，是东夷部落的首领）抢了王位，这就是“太康失国”。后来太康的后代“少康”卧薪尝胆，又把王位夺了回来，史称“少康中兴”。这些起起落落，《夏本纪》里写得挺简略，就像记流水账：“太康崩，弟中康立……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但字里行间能看出，这个“家族企业”想传下去，也得凭真本事，光靠老爹的名声可撑不了多久。
夏朝传了十四代，到了桀这儿，算是彻底玩脱了。桀这哥们儿，跟太康是一路货色，甚至更过分。《夏本纪》说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不爱惜百姓，就知道用武力欺负人，大家早就忍不了了。
据说桀长得人高马大，力气能拉动九头牛，本来是个当运动员的料，可惜生错了地方。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享乐上：修了个酒池，大得能在里面划船，喝醉了掉进去淹死的人不在少数；又找了个叫“妺喜”的美女，天天陪着她胡闹，为了让妺喜开心，把宫殿的丝绸撕成条（那时候丝绸比黄金还贵），听着撕绸子的声音取乐。
有大臣看不过去，劝他收敛点。有个叫“关龙逢”的大臣，拿着治国的典籍跟他讲道理，桀不耐烦了，直接把人杀了。《夏本纪》里说“桀杀关龙逢”，就这五个字，把桀的暴虐写得明明白白。这下没人敢劝了，大家都在心里盼着：赶紧来个人把这暴君给换了吧！
这时候，东边的商部落崛起了。商的首领叫“成汤”，是个有脑子有手段的人。他知道夏朝气数已尽，就开始暗中积蓄力量。成汤特别会拉拢人心，有一次他看见有人在野外打猎，张开大网说“天下的鸟都进来吧”，成汤赶紧让人把网撤了三面，说“想往左飞的往左飞，想往右飞的往右飞，实在不想活的再进网”。这事儿一传出去，大家都说“成汤太仁义了，连鸟都不忍心赶尽杀绝”（《夏本纪》载“汤德至矣，及禽兽”）。
成汤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带兵讨伐桀。双方在鸣条打了一仗，夏军的士兵早就不想替桀卖命了，打着打着就跑了一半。桀一看大势已去，带着妺喜逃到南巢（今安徽巢湖一带），最后死在那儿。《夏本纪》里说“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放”就是流放，相当于体面点的死刑。
就这样，夏朝从禹治水起家，到桀作死亡国，传了四百多年，算是画上了句号。商汤取而代之，建立了商朝。
聊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夏朝到底真的存在吗？毕竟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像甲骨文那样明确记载夏朝的文字，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虽然年代和夏朝对上了，可也没出土写着“夏”字的东西。
但不管怎么说，《史记·夏本纪》里的故事，早就刻进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禹治水的坚韧，启夺权的果断，桀亡国的教训，这些故事里藏着的，其实是古人对“治国”和“为人”的思考——靠谱的领导得干实事（禹），光靠祖宗的名声不行（太康），作威作福迟早翻车（桀）。
太史公写《夏本纪》的时候，距离夏朝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就像我们现在写明朝的事儿一样。他肯定也参考了不少前人的记载，字里行间难免有传说的影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读出历史的温度。毕竟，历史不只是冰冷的年代和事件，更是一代代人用经验和教训，写给后人的“说明书”。
参考《史记·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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