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虫，又称壁虱、木虱、床虱、扁螂等，这玩意人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被咬，胳膊大腿红肿瘙痒难忍，在这个季节很多，当时，大家没有更多的办法消灭它，最好的方法就是乖阳光灿烂的时候，将席子拿出来曝晒，为此，塘埂上有不少人家晒竹席。
竹席有三米多宽、一里多长的塘埂晒满了大大小小的竹席，有些大竹席经太阳暴晒后卷成筒状，被晒出的臭虫满地乱爬。幼小的母亲觉得好玩，便蹲在一旁静悄悄地观看。
此时，一过路的大姐姐见母亲蹲在那里，就顺手把她拎起，往竹席筒里一塞，说了一声“躲猫猫”后，便扬长而去。
外婆洗完菜回到塘埂上见不到我，急得大声呼叫，后来听见母亲在一个筒状竹席里哭喊声，便忙跑过去打开竹席筒，发现母亲在里面已被闷得满头大汗，奄奄一息。外婆气得跺脚直骂：“是谁家促寿鬼，故意把我伢子塞进竹席筒里，害得她差点闷死啊！”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将鸭儿塘作为风景区规划建设，1959年兴建了鸭儿塘公园，旁边建有水榭、亭台等景点，还添置了游船，1960年游园人数达5万人次以上。
1958年，安庆市第五中学就建立在山青水秀的鸭儿塘畔。
可惜的是，1974年因建设石化热电厂，鸭儿塘被填平。后来有关部门把位于石化热电厂东侧的道路，取名鸭儿塘路，以示永久纪念。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时，我们一家挤在南京港分配的一套房子里。灶台上，几个干瘪的红薯在月光下泛着冷光，那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口粮，也是外婆在艰难生活中为我们撑起的一片希望。某个清晨，外婆突然决定带我回安庆。或许是在这艰难的生活中，她太想念家乡的那片土地，想外公，太想念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又或许是她觉得回到家乡，我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天中午，我们在父母的目光护送下，登上了长江上的客轮，汽笛呜咽着，仿佛在诉说着离别的哀愁。铁制甲板被晒得滚烫，踩上去都有些灼脚。
五等船舱里挤满面黄肌瘦的旅人，空气里混杂着汗酸、霉味和劣质烟草的气息，让人闻了直犯恶心。
外婆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粗糙的手掌一下下拍着我的背，试图安抚我有些不安的情绪。
我望着江面，那滚滚的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我看见外婆望着江面发呆，浑浊的眼睛里映着翻滚的浪花，仿佛在回忆年轻时乘船出嫁的场景。那时的她，或许也是满心欢喜，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可如今，生活的苦难却让她过早地苍老，眼神中多了几分沧桑与无奈。
命运的齿轮就在这趟旅途中悄然转动。在开往安庆的轮船上，我开始哭闹不止，小脸烧得通红。外婆用湿毛巾给我擦脸，却发现我的体温越来越高。
她心急如焚，紧紧抱着我在摇晃的船舱里踱步，眼神中满是担忧与焦急。两天一夜的航程，她几乎没合过眼，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嘴唇也因为干裂而起了皮。下船时，我的双腿已经绵软无力，瘫在她怀里像团棉花。
回到安庆的夜晚，高烧彻底击垮了我。我整个人昏昏沉沉，意识模糊，只感觉身体像被放在火炉上炙烤。
外婆摸黑背起我，小脚在青石板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她的脚步有些踉跄，身体也因为过度劳累而微微颤抖，可她却始终没有停下，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把我送到医院。
诊所里昏暗的灯光下，医生草草看了两眼，开了几片退烧药就打发我们回家。那医生的态度冷漠而敷衍，仿佛我们只是他众多病人中无关紧要的一个。可药片像吞进了无底洞，我的烧越来越厉害，整个人陷入半昏迷状态，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外婆守在我的床边，一夜未眠，不停地用湿毛巾给我敷额头，嘴里念叨着：“孩子，你可一定要好起来啊……”
第二天清晨，我的双腿僵硬得如同木棍。外婆抱着我冲进医院时，挂号处的队伍已经排到了走廊尽头。消毒水的气味刺得人鼻腔发疼，白大褂们匆匆来去，仿佛是一群没有感情的机器。
当医生颤抖着说出“脊髓灰质炎”时，外婆眼前一黑，险些栽倒在地。她死死攥着我的衣角，泪水夺眶而出，滴在我滚烫的额头上：“都是外婆没用，外婆对不起你……”那哭声中充满了自责与痛苦，仿佛是她觉得这场病是自己的过错。
母亲得知消息时，正在码头搬运货物。工装裤膝盖处还沾着煤灰，那是她辛勤工作的见证。她顾不上拍去身上的灰尘，连夜挤上最后一班大轮赶到安庆。
看着病床上虚弱的我，母亲把脸埋在我头发里，肩膀剧烈颤抖。那哭声压抑而痛苦，仿佛是她心中所有的委屈与无奈都在这一刻爆发。
随后，外婆和母亲带着我，怱忙赶回南京。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开始了漫长的抗争。
寒冬腊月里，凌晨三点的医院门口，寒风呼啸，仿佛要把人吹倒。母亲裹着褪色的棉袄，在寒风中排队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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