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秋天，德宽路仿佛被一层轻柔的薄纱悄然笼罩，如梦如幻。
清晨的霜花宛如细碎的银粉，洋洋洒洒地铺满了街道的每一个角落，给这条略显陈旧的道路增添了几分清冷与静谧。路旁的树木，叶子已渐渐泛黄，在微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季节的更迭和即将到来的变化。
入学仪式那天，阳光努力地穿透晨霜的阻挡，洒在学校那有些破旧的操场上。校园里热闹非凡，孩子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如同春日里盛开的花朵，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的光芒。
而我，静静地站在大姐身旁，心里既紧张又激动，就像一只即将展翅飞出巢穴的小鸟，对未知的学校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好奇。
大姐从包里拿出一卷红毛线，那红毛线鲜艳夺目，恰似燃烧的火焰，在这清冷的秋日里显得格外耀眼。
她轻轻地展开我的白衬衫，那衬衫洁白如雪，是我为入学特意准备的，承载着我对新校园生活的美好期待。大姐的手虽然因长期操持家务而略显粗糙，但此刻却无比灵巧，仿佛带着某种神奇的魔力。她将红毛线仔细地裁剪、缝合，一针一线都倾注着她的关爱，在我的白衬衫上缝出了一条临时红领巾。那红领巾虽然没有正规红领巾的精致，却在大姐的巧手下充满了温暖和爱意，仿佛带着大姐对我的深深祝福。
“三子，以后你就是一名小学生啦，要好好学习哦。”大姐一边缝着，一边温柔地对我说，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和期望。我望着大姐，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校园里快乐学习、茁壮成长的场景。
操场上，校工正拿着石灰，吃力地在地面画着线。他弯着腰，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石灰粉随着他的动作扬起，在空中形成一片白色的雾气，宛如一幅朦胧的画卷。
原来，他在画残疾学生专用通道。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样的安排虽然带着些许无奈，但却无疑是对残疾学生的一种关怀与尊重。看着那蜿蜒的白色线条，我的心里既有些感激，又有些自卑，感觉自己与其他同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我背着书包，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教室里的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同学们都好奇地看着我，那一道道目光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
作为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我却坐在了最后一排。这个位置是班主任特意为我安排的，因为我的支架腿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伸展。大姐怕我坐着不舒服，还特意用外婆缝的棉布给我绑在了课桌腿上。那棉布柔软而温暖，就像外婆的怀抱，让我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感受到了一丝安心与温暖。
上课的时候，我总是努力地听着老师讲课，尽管有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会有些跟不上节奏，但我依然不愿意放弃，心中有一股坚定的力量支撑着我。
我的支架腿在课桌下偶尔会发出轻微的声响，引得同学们有时会投来异样的目光，但我总是装作不在意，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努力汲取知识的养分。
日子在不经意间一天天过去，第二年清明节，学校组织了一次去西效马山为俞昌准烈士陵园的扫墓活动。
据史料记载，俞昌准烈土，1907年出生在安徽省南陵县。1923年，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他毅然离开家乡，赴沪求学，就读于上海南洋中学。在繁华热闹的大上海，他如饥似渴地接触着各种新思想、新潮流，仿佛置身于知识的海洋。1925年，经恽代英介绍，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
那时的上海大学，宛如一座革命的摇篮，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任弼时等都在此任教，他们的言传身教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俞昌准前行的道路。
俞昌准在他们的影响和引导下，如饥似渴地接受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心中燃起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熊熊烈火。
同年，“五卅”运动爆发，这声惊雷般的爱国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俞昌准心系家乡，毅然回到南陵，积极组织成立“南陵反帝大同盟”和“南陵各界人民支援‘五卅’惨案后援会”。
他走街串巷，用激昂的演讲声发动群众声援五卅运动，那声音仿佛还在南陵的上空回荡，激励着人们为了民族的尊严和正义而奋斗。
不久后，他又回到上海，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俞昌准再次回到南陵，肩负起建立党组织和发动农民运动的重任。他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们促膝长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革命思想，让农民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使命。
同年11月，中共南陵县特别支部成立，他担任宣传委员兼秘书，用自己的笔和口，传播着革命的火种，让南陵的革命形势如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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