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街邮局当分拣员的第三个月，收到了第一封“死信”。
说是死信，其实是邮局的老规矩——地址模糊、收件人已故，却总在午夜准时出现在分拣台最角落的格子里，信封是褪成暗黄的牛皮纸，边角磨得发毛，正面用蓝黑墨水写着“老街37号 林秀琴收”，背面没贴邮票，只盖了个模糊的邮戳，戳上的日期是十年前的中秋。
“别碰它。”老郑师傅路过分拣台，瞥见那封信，烟卷在嘴角抖了抖，烟灰落在油渍斑斑的工装裤上，“这信邪性，十年前就有了，谁碰了谁倒霉。”
我当时只当他是老糊涂了，笑着把信塞进待退件的铁盒：“现在哪还有这种讲究，明天退回去就是。”
老郑没再多说，只是盯着铁盒的眼神发直，像在看什么吃人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邮局里只剩我一个人，老式挂钟的指针“滴答”响着，在空荡的大厅里撞出回声。分拣台的灯突然闪了三下，暗黄的光线下，那封“死信”竟从铁盒里滑了出来，平平整整地躺在我面前，信封上的字迹像是活了过来，蓝黑墨水慢慢洇开，晕成一个个小小的血点。
我心里发毛，伸手想去捡，指尖刚碰到信封，就听见邮局门口传来“吱呀”一声——是那扇早就坏了的木门，明明下午才用铁丝拴死，此刻却敞开着，门外站着个穿墨绿色邮差服的人，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手里拎着个旧帆布包，包口露出半截同样的牛皮纸信封。
“同志，帮个忙。”那人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木头，又闷又沉，“老街37号的信，麻烦替我送一下。”
我攥着手里的信，指节泛白：“邮局有规定，死信要退……”
话没说完，那人突然抬头，帽檐下的脸没有眼睛，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窟窿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帆布包上，晕出一个个深色的印子：“林秀琴还在等，不能退。”
我吓得尖叫一声，手里的信掉在地上，那人弯腰去捡，帆布包敞开的瞬间，我看见里面塞满了同样的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老街37号 林秀琴收”，信封缝里渗出的红线，在地上蜿蜒成一条细细的血路。
等我反应过来，那人已经不见了，木门“砰”地关上，铁丝还是好好的，像是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只有地上的信还在，信封上的血点已经连成了线，顺着分拣台的缝隙往下滴，滴在水泥地上，发出“嗒嗒”的声响，像有人在敲门。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那封信去问老郑。他蹲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抽着烟，听完我的话，烟卷“啪嗒”掉在地上，他慌忙用脚踩灭，声音发颤：“你碰见‘回魂邮差’了……十年前，老周就是送了这封信，再也没回来。”
老周是十年前的邮局分拣员，和我一样值夜班，也是收到了老街37号的信，自告奋勇去送，结果当晚就没回来。警察找了半个月，只在老街37号的废墟里找到个墨绿色的邮差帽，帽檐上沾着暗红的血迹，和我昨晚看见的一模一样。
“老街37号早就没了，”老郑叹了口气，从抽屉里翻出张泛黄的报纸，头版标题是“老街火灾致七人死亡，37号住户无一生还”，照片上的房子烧得只剩断壁残垣，墙角靠着个烧焦的邮筒，“十年前中秋夜，37号走水，林秀琴一家七口都没逃出来，火是从邮筒里烧起来的，里面塞着封没寄出去的信，信上全是汽油。”
我盯着报纸上的邮筒，突然想起昨晚那人手里的帆布包——包上的印子，和邮筒烧焦的纹路一模一样。
“那信到底是谁寄的？”我追问。
老郑摇摇头：“不知道，只知道林秀琴死前，天天去邮局等信，说是她丈夫在外地打工，中秋会寄钱回来。结果钱没等到，等来一把火。”
我攥着手里的信，心里犯了嘀咕：既然37号早就没了，那昨晚的回魂邮差，还有那些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天下午，我瞒着老郑，拿着信去了老街。老街早就没了往日的热闹，两旁的房子大多塌了一半，断壁上爬满了藤蔓，藤蔓的叶子是暗绿色的，像是蒙了层灰。我顺着门牌找，36号是间废弃的杂货店，38号是堵塌了的墙，中间本该是37号的地方，只剩下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空地上立着个歪斜的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禁止入内”，漆皮剥落，露出底下的黑字——那是“林秀琴”三个字，被划得乱七八糟。
我走到空地中央，刚想把信放在地上，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很轻，像是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回头一看，是个穿碎花裙的女人，头发很长，遮住了大半张脸，手里拎着个旧竹篮，篮子里放着个青花瓷碗，碗里盛着暗红色的液体，像是血。
“你是来送钱的？”女人的声音很柔，却带着股说不出的寒意，“我等了十年，终于有人来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手里的信掉在地上：“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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