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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在屋里，可能是去隔壁串门了。陈远关上门，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壳笔记本。笔记本很旧，是原主留下的，里面只写了寥寥几页关于工厂招工的信息。陈远翻到空白页，拿出钢笔。
他没有立刻写，而是闭上眼睛，回忆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景象。
炸油饼老师傅手腕抖动的弧度，木器加工点里刨子的声音频率，修鞋老头打线结的特殊手法，货郎担子里那些即将消失的小物件名称……
然后，他睁开眼睛，开始用自己设计的、混合了英文缩写、拼音首字母和简单符号的“密码”快速记录。这些记录只有他自己能完全看懂，即使笔记本不小心被人看到，也只会当成乱写乱画的鬼画符。
写了几页，他才停下笔，将笔记本重新藏好。
做完这些，他感到一种奇特的充实感。尽管物质生活依然匮乏，前途依然未卜，但这种默默进行的“记录”工作，给了他一种超越当下困境的精神支撑。
他走到窗边，看向窗外。
阳光正好，院子里晾晒的被单在微风里轻轻摆动。公告板上的那张表扬通知，在阳光下白得有些耀眼。
新的篇章，似乎随着这张通知，悄然掀开了一角。但陈远知道，平静的表面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他必须更加谨慎，更加清醒，才能在这个充满机遇与陷阱的1978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而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受到街道表扬的进步青年”角色，稳稳地扮演下去。直到他积蓄足够的力量，直到他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窗外，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打开了，传来激昂的新闻播报声，与胡同里隐约的市井喧哗交织在一起，汇成了这个时代特有的背景音。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陈远正对着窗外出神。
声音不重，但很清晰，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节奏感——笃，笃笃。不是院里邻居那种急促或随意的拍打。
母亲王秀芹在里屋应了一声：“谁呀？”
“请问，陈远同志是住这里吗？”门外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语调平稳，带着点机关单位里常见的客气。
陈远心里一动，站起身。母亲已经先一步走过去开了门。
门外站着两个人。前面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但站得笔直，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蓝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腋下还夹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中山装左上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还露出半截印着红字头的文件纸边。
男人身后半步，跟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穿着军绿色上衣，手里拎着个帆布包，眼神里透着好奇，正打量着陈远家的门楣。
“您是？”王秀芹有些疑惑地问。
中年男人脸上露出一个标准的、带着距离感的微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递过来：“您好。我是咱们区文化站的站长，李为民。这位是我们站的小张，张建国同志。我们来找陈远同志，有点公事。”
介绍信是区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组开的，盖着红章。王秀芹不识字，但认得公章，连忙侧身：“快请进，快请进。陈远，找你的。”
陈远已经走了过来，目光快速扫过李为民和张建国。李为民的眼神很稳，看人时习惯性地微微眯一下，像是在评估什么。张建国则显得有些局促，进屋后下意识地挺了挺胸。
“李站长，张同志，请坐。”陈远指了指屋里仅有的两把椅子，自己转身去拿暖水瓶和杯子，“家里简陋，喝点白开水。”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李为民嘴上说着，却已经坐了下来，将文件袋和公文包放在腿上，姿态放松了些，但脊背依然挺直。他身上的中山装散发出淡淡的、混合了墨水和陈旧纸张的气味。
张建国没坐，站在李为民侧后方，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窗台上那盆长势不错的蒜苗上。
陈远倒了三杯水，放在小方桌上，自己也搬了个小板凳坐下，正好与李为民面对面。他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疑惑和尊重：“李站长，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李为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端起杯子，吹了吹并不存在的热气，抿了一小口。这个动作给了他观察陈远的时间。
眼前的年轻人，比他想象中还要沉稳。没有这个年纪常见的毛躁或见到“领导”时的紧张讨好，眼神清澈，但深处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隔着一层玻璃在看人。坐姿放松，但肩膀没有垮，手指交叉放在膝上，指节处的茧子很明显，尤其是右手食指和拇指。
“陈远同志，”李为民放下杯子，开门见山，“我这次来，是代表区文化站，也是受区里相关领导的委托，想跟你谈一个工作上的事情。”
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文件，递给陈远。
文件标题是《关于在部分街道开展“传统技艺复兴与保护”试点工作的初步意见（草案）》，落款是区革命委员会文化组、区手工业管理局等几个单位。红头文件，字是油印的，有些地方墨迹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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