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河像片叶子，轻飘飘地落进了水里。水面“咕嘟”冒了个泡，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只有他的金丝眼镜浮在水面上，镜片反射着诡异的光。
车门关上时，我看见水里浮现出一张脸，是林秀安。她对着我笑了笑，然后慢慢沉了下去，身边围着十几个模糊的人影，像是在欢迎新的“客人”。
车厢里的黑泥水渐渐退去，地板上只留下一摊水渍，水渍里躺着个青铜佛像的碎片，碎片上的“平安”二字，已经被水泡得模糊不清。
老太太把龙头拐杖放在腿上，轻轻说：“还剩四个。”
我没问是谁，我知道，剩下的“欠债者”，会像刘长河、张涛一样，在某个站点上车，带着他们的恐惧和罪孽，被送到该去的地方。
公交车再次启动，窗外的景象变回了熟悉的街道。地产大厦的霓虹灯亮得刺眼，刘长河的奔驰车还停在路边，司机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
老周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在了站台边，手里拎着新的烤串，对着公交车挥手，脸上挂着僵硬的笑。他脖子上的工作牌不见了，像是从未存在过。
“下一站，”司机的声音传来，带着股水汽，“公安局家属院。”
我心里猛地一跳，是那个收了张家钱、改了证词的警察。手背上的栀子花印记突然变得冰凉，红布从怀里滑出来一角，上面的“林秀安”三个字泛着红光，像在滴血。
缺胳膊的小孩把蛋糕吃完了，正用舌头舔着手指，手指上沾着的黑泥，在接触到空气的瞬间化成了灰；
穿雨衣的老李把车票收好，重新戴上帽子，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张涛依旧坐在那里，只是眼神里多了些什么，不再是空洞，而是一种……解脱？
车窗外的风里，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歌声，是林秀安的调子，却比之前温柔了些，像是在哼一首哄孩子的儿歌，我知道，这趟车还会继续开下去。
直到所有欠债的人，都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而我，会一直坐在这车上，看着他们一个个下车，看着红布上的栀子花开得越来越艳，看着手背上的印记越来越深。
因为我是陈默，是林秀安的儿子，是这场跨越二十年血债的见证者，也是……最后一个必须还清债的人。
公交车转过街角时，我看见公安局家属院的路灯亮着，灯下站着个穿警服的男人，手里拿着个档案袋，正焦急地看着远方，像是在等什么人。
他的领口露出半截红绳，绳尾坠着个东西，在灯光下闪了闪，是枚铜钱，和老周表弟当年看到的那枚，一模一样。
公安局家属院的路灯是惨白色的。
灯光透过公交车的车窗，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影子，像被肢解的肢体。穿警服的男人还站在站台下，手里的档案袋被攥得变了形，红绳上的铜钱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发出“叮铃”的脆响——那声音在寂静的车厢里格外刺耳，像锁链在拖动。
“他叫赵建国。”老太太的声音突然响起，打破了车厢里的死寂，“当年负责车祸案的片儿警，收了张建军老婆塞的三万块钱，把‘酒驾’改成了‘操作失误’，把‘故意锁门’改成了‘撞击导致车门变形’。”
我看着赵建国，他的警服熨得笔挺，领口的纽扣却松了一颗，露出里面的白衬衫，衬衫上沾着块深色的污渍，像干涸的血。
他时不时抬头看天，眉头紧锁，左手下意识地摸着腰后——那里通常别着警棍，可现在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浅浅的印子。
“他怕黑。”老太太继续说，“这二十年，他晚上从不开灯睡觉，说一开灯就看见满脸是水的人趴在窗上。”
车门“嘶”地打开时，赵建国明显哆嗦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档案袋，又抬头看了看公交车，最终还是咬咬牙，迈上了台阶。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声响，和老太太的拐杖声奇妙地呼应着。
“师傅，去……老车管所。”他的声音有些发紧，目光飞快地扫过车厢，在看到张涛时，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张……张总监？你怎么在这儿？”
张涛没理他，只是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手背上的栀子花印记已经变成了深紫色，像块淤青。
赵建国的目光继续移动，在看到缺胳膊的小孩时，突然捂住了嘴，像是要吐。
那小孩正咧着嘴笑，嘴里的牙齿黑黢黢的，嘴角还沾着黑泥。穿雨衣的老李则默默地坐在角落，帽檐压得很低，只有手里的欠条露出一角，上面的红手印在昏暗里泛着光。
“这……这车怎么回事？”赵建国的声音开始发抖，他想退出去，可车门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师傅！开门！我要下车！”
司机没回头，只是缓缓抬起手，指了指车顶。
赵建国顺着他的手看去，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车厢顶部的铁皮上，不知何时浮现出一行血字：“1998.7.15，37路，十三条命”。每个字都像用手指蘸着血写的，笔画扭曲，边缘还在慢慢渗出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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