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黄昏时分。
一艘船身布满修补痕迹、船帆打满补丁的陈旧小渔船，随着进港的渔获船队，摇摇晃晃地驶入了坎贝港外围最杂乱、最不起眼的渔码头区域。这里的空气弥漫着浓烈刺鼻的咸腥味、鱼类的腐臭和码头垃圾堆积发酵的酸馊气息。浑浊的海水上漂浮着各种杂物，简陋的木制栈桥上沾满了滑腻的鱼鳞和不明黏液。赤着脚、皮肤黝黑的孩童在污水横流的地面和停泊的船只间奔跑嬉闹，骨瘦如柴的野狗在堆积如山的鱼内脏和垃圾中刨食。一切景象都显示着这里与港口另一端整洁的、属于葡萄牙人和大商贾的深水码头区，有着天壤之别。
船上下来四个人，都穿着半旧不新、沾着污渍的粗布短衫和宽松的裤子，头上戴着宽边斗笠或缠着布巾，肤色被刻意用植物汁液和日照涂抹成与本地苦力相近的深褐色。他们扛着几个鼓囊囊、散发着混合香料，散发着廉价肉桂和茴香气味的麻袋——里面真正的“货物”不多，大部分是填充的锯末和晒干的草叶，用以伪装。
为首的“兄长”看起来是个沉默寡言、眉眼间带着几分愁苦的中年小商人；他身边的“家眷”用头巾遮住了大半面容，只露出一双平静的眼睛；“伙计”王大锤身材魁梧，脸上有道易容化妆的新鲜的“疤痕”，显得不好惹；另一个“伙计”孙猴子则身材精瘦，眼神活络，负责扛着最重的袋子。
四人混在嘈杂的人流中，踏上了坎贝的土地。远处，山坡上那座名为“圣塞巴斯蒂安”的葡萄牙堡垒在夕阳余晖中呈现出冷峻的灰白色，棱角分明，炮口黑洞洞地指向港口和海面，如同蹲踞在财富与混乱之上的巨兽，无声地宣示着统治与威慑。
“分头行动，收集信息。”陆子铭借着整理斗笠的动作，用只有四人能听到的音量低语，“重点：本地华人聚居区的位置与现状；集市行情与势力分布；堡垒周边岗哨与巡逻规律。老规矩，日落前一个时辰，在‘三椰子树’酒馆后巷碰头。注意安全，宁可无获，勿露破绽。”
四人微微点头，随即自然地分开，汇入码头区杂乱的人潮之中。
坎贝港的规模与复杂程度，超出了他们此前的预估。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被清晰地划分成几个泾渭分明却又紧密相邻的区域：核心是葡萄牙人控制的内港区与堡垒山丘，那里街道相对整齐，建筑多为南欧风格的白色或米黄色，建有教堂、市政厅、商站、仓库甚至小型的露天剧场，巡逻的葡萄牙士兵军容整齐。但仅仅隔着一道矮墙或一条沟渠，便是广阔而混乱的“土着区”和“混合商业区”。
这里街巷狭窄弯曲如同迷宫，两旁是低矮的土坯房、杂乱的木板屋和用棕榈叶搭建的棚户，各种肤色、穿着各异的人群摩肩接踵。空气里混杂着香料、咖喱、烤饼、牲口粪便、汗水、廉价香水以及不知名草药燃烧的复杂气味。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孩童哭闹声、驴马的嘶鸣、不同语言的争吵……汇成一股庞大而喧嚣的声浪。阿拉伯头巾、印度纱丽、波斯长袍、非洲式样的鲜艳布料、葡萄牙式的紧身上衣、乃至一些破烂的欧式服装……在这里都能见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也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的世界。
沈墨璃与王大锤一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寻找并接触本地的华人社群。根据沈怀舟笔记中二十一年前的记载，坎贝港曾有一个被称为“唐人街”或“华埠”的小型聚居区，大约有两三百华人，多为早年从马六甲、爪哇等地辗转迁移而来的商贩、工匠、水手及其后裔，主要从事餐饮、杂货、裁缝、木工、小规模零售等行业，与本地其他族群和葡萄牙当局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以求生为主的平衡。
两人在如同毛细血管般错综复杂的街巷中穿行了近一个时辰，避开了几处明显有地痞流氓聚集的角落，也婉拒了几个过于热情的“向导”和兜售可疑物品的小贩。就在他们开始怀疑笔记记载是否已经过时、华人社群是否已消散或迁移时，转过一个堆满陶罐的僻静巷角，一块褪色严重、边缘破损的木制招牌，蓦然映入眼帘。
招牌上用墨笔写着三个汉字——“陈记杂货”。字体是朴拙的颜体，虽经多年风吹日晒，油漆剥落，但笔画结构依然清晰可辨。招牌下方，还有一行小字，似乎是古吉拉特语或葡萄牙语的店名音译。
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瞬间涌上沈墨璃心头。她深吸一口气，与王大锤交换了一个眼神。王大锤微微点头，手看似随意地搭在腰间，那里藏着一把短匕首，率先推开了那扇虚掩的、同样斑驳的木门。
门内空间狭小，光线昏暗。空气中漂浮着灰尘和淡淡的霉味，混合着干草药、腌制品和劣质烟草的气息。货架上凌乱地摆放着一些日用杂货：陶碗、麻绳、针线、劣质肥皂、油灯、以及一些用本地树叶包裹的、不知名的香料或草药。
柜台后，一个身形佝偻、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一张矮凳上，就着门口透进的最后一点天光，用干枯但灵巧的手指编织着竹篾筐。听到门轴转动的吱呀声和脚步声，他头也不抬，用带着浓重闽南腔调的官话习惯性地问道：“要买什么自己看……价钱都在上面……” 他的声音沙哑而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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