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深圳，黏腻的风裹着荔枝园的甜香，从晨光书店的百叶窗缝里钻进来，落在林晚星攥得发潮的手机壳上。她指尖反复蹭着屏幕边缘——那里因为无数次刷新“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页面，已经磨出了一道浅白的印子，可页面中央“暂无录取信息”的灰色字体，始终像块石头，压得她心口发闷。书店里的老吊扇转得慢悠悠，扇叶扫过空气的“嗡嗡”声，混着偶尔进来的顾客翻动书页的“沙沙”声，没让人觉得清净，反倒把那股没着没落的焦虑，衬得更明显了。
高考结束已经满一个月了。
估分那天算的490分，起初还让她松过口气——去年深圳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线是486分，多出的4分，足够她在心里垫上块“稳了”的小石头。可这一个月里，网上的“录取线预测”像涨潮的水，把那点底气一点点漫没：论坛里有人说“今年师范热，汉语言专业分数线至少涨5分”；贴吧里晒估分的考生扎堆，495分的都在担心“能不能擦线进”；连张磊帮她查的“往年录取位次”，都显示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多了近两千人。每看一条消息，林晚星心里的石头就沉一分，到后来，连晚上做梦都在算分，梦见自己文综主观题漏了要点，英语作文扣了5分，最后总分刚好差1分，惊醒时枕头上全是汗。
“晚星，帮我拿本《朝花夕拾》，要带插画的版本，给我家小孙女看。”门口传来熟客赵姨的声音，她是隔壁小区的退休护士，每天下午都会来书店坐会儿，说“看会儿散文能心静”。
林晚星赶紧回神，从儿童书架第三层抽出那本粉蓝色封面的《朝花夕拾》——她记得赵姨的小孙女喜欢卡通插画，特意把这本放在显眼处。递书时，她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书脊上的插画被指尖的汗蹭得有点模糊，赶紧用袖口擦了擦。“赵姨，今天小孙女没跟您来呀？外面太阳大，您多坐会儿，我给您倒杯菊花茶。”她勉强挤出个笑，声音却发飘，连自己都听得出那股藏不住的慌。
赵姨接过书，坐在靠窗的老位置上，目光扫过柜台——手机旁边摊着张皱巴巴的估分草稿纸，红笔标着选择题对题数，蓝笔写着主观题估分区间，连作文都分了“内容”“结构”“语言”三项来算，草稿纸的边角被反复折叠，磨出了毛边，甚至能看到被眼泪打湿的浅痕。“还在盼通知书呢？”赵姨喝了口自己带的搪瓷缸凉茶，里面泡着胖大海，“我家儿子五年前考大学，等通知书那阵儿，跟你一模一样，手机揣在兜里，隔十分钟就掏出来刷一遍，最后把手机都刷得发烫。”
林晚星的脸有点发烫，把草稿纸往柜台里折了折，可指尖还是忍不住往手机屏幕上碰。“赵姨，您说……要是分数线真涨了咋办啊？”这句话在她心里憋了快两周，终于忍不住问出来，声音轻得像蚊子叫，“我跟张磊对着答案核了三遍，明明是490分，可现在越想越怕——会不会有哪道题我记错答案了？或者主观题老师给分比我想的严？”
赵姨放下书，从布包里掏出个刚煮好的茶叶蛋，剥了壳递给她：“姑娘，你这心啊，就是太急了。我天天来书店，哪回没看见你在柜台后刷题？有时候晚上九点多路过，书店的灯还亮着，你还在背《教育学》笔记。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这道理错不了。就算真差几分，你这么肯学，再拼一年，照样能考上想去的学校。”
话是这么说，可林晚星心里的石头还是落不下去。她想起高考前在哈尔滨的日子，陈小梅跟她挤在阳台的小桌子上，对着文综知识点互相提问，陈小梅说“以后我在哈尔滨教初中，你在深圳教高中，咱们每年暑假都要一起去中央大街吃马迭尔冰棍”；想起陈姐每天早上给她留的热粥，粥里卧着个流心的荷包蛋，说“读书费脑子，得补补”；想起张磊帮她整理的数学错题本，每道题旁边都写着“这道题要注意定义域”“下次别算错小数点”，字迹比他自己的笔记还认真，甚至在难理解的步骤旁画了小笑脸，写着“加油，你能懂”……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似的在脑海里转，她越想越怕，怕自己辜负了这些人的期待，怕那个藏了两年的“教师梦”，就这么碎在等通知书的日子里。
“叮铃——”门口的风铃响了，张磊推着电动车走进来，车筐里放着个绿色的邮包，还有一袋刚买的黄皮果。“晚星，我刚去邮局问了，快递员说深圳师范的录取通知书还在按区域分拣，咱们这片得等到七月底才能寄到。”他把黄皮果放在柜台上，剥了一颗塞进她嘴里，“甜吧？刚从水果摊挑的，新鲜得很。别总盯着手机了，眼睛都快盯花了，吃点水果歇会儿。”
黄皮果的酸甜在嘴里散开，可林晚星却没尝出多少滋味——早上她又刷到条“深圳师范内部录取消息”的帖子，下面有个自称“招生办工作人员”的评论，说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线可能涨到493分，比她的估分还高3分。“张磊，你说……我会不会估分不准啊？”她掏出手机，把帖子递过去，手指在“493分”上反复摩挲，“考英语的时候，我作文里有个句子用了现在完成时，是不是应该用一般过去时？还有文综那道‘科技创新’的题，我是不是漏了‘人才培养’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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