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工夫，眨眼就过去了。
下午，我胡乱扒了几口晚饭，对耗子和水生说，有个外地书商弄到了一批湖北过来的地方志，约我晚上碰个头看看货，可能得谈得晚点，甚至熬个夜，让他们别等门。
耗子正拿着块软布，小心翼翼擦拭柜台里那个当镇店之宝的明末青花碗，头也不抬：“行嘞教授，你去你的，店里我俩盯着。早点回来啊，秀秀说了，明天包茴香馅饺子，给你留一大盘。”
水生没说话，只是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平静得像回龙沱的水，看不出波澜，却让我莫名心虚了一下。他低头，继续用那把新磨的小刻刀，对付手里一块黄杨木，木头雏形隐约是只振翅的鸟。
我含糊应了一声，背上那个塞得鼓鼓囊囊、还故意蹭了些灰土做旧的帆布包，转身推门融入了傍晚上海潮湿的空气里。
“三川阁”那块小匾额在身后渐渐模糊，我心里头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跟这梅雨季的天气一样，黏糊糊，湿漉漉，甩不脱。
十六铺码头，永远是人声鼎沸，空气里混杂着江水腥气、汗味、机油味还有各种行李包裹散发出的复杂味道。喇叭里播放着各班客轮的启航信息，带着滋滋的电流杂音。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吆喝着小贩、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挤作一团。
我挤在人群里，找到第三条趸船。远远就看见赵老六那根“铁钉”似的瘦削身影戳在船头入口处，旁边还站着个人。
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个女的，看着年纪不大，顶多二十七八，个子高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劳动布衣裤，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脸上没什么表情，跟赵老六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沉默。她脚边放着一个银灰色的铝合金箱子，擦得锃亮，一尘不染，跟她这身朴素打扮有点格格不入。
赵老六看见我，没什么表示，只是递过来一张船票。“三等舱，将就一下。”
我接过船票，薄薄一张纸。看了一眼那女的，她也在看我，眼神锐得像刀子，飞快地从我脸上扫到我那个寒酸的帆布包上，然后面无表情地移开。
“这是阿燕。”赵老六言简意赅。
我冲她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阿燕只是下颌微不可查地动了一下，算是回应。好嘛，这团队氛围，开局就透着一股子冰箱冷冻室的味儿。
验票登船，这“东方红”号客轮有些年头了，油漆斑驳，透着股岁月的沧桑感。三等舱在甲板下面，八个铺位一间，空气混浊，光线昏暗。我们进去时，里面已经塞了好几个人，汗味、脚臭味、烟味纠缠在一起，熏得人脑门疼。
赵老六和阿燕的铺位靠门，我的在靠窗的上铺。阿燕把她那宝贝箱子直接塞到了铺位底下，自己则靠坐在铺沿，闭目养神。
赵老六把他那个随身的小挎包放在枕头边，然后摸出那个扁锡壶，抿了一口，也靠在那里不说话。
我把自己摔在铺位上，帆布背包硌在背后，硬邦邦的。听着周围嘈杂的喧闹，闻着这熟悉又陌生的气味，看着头顶低矮、有些泛黄起皮的舱顶，心里那点关于“探索未知”的浪漫幻想，瞬间被这硬邦邦的现实砸得粉碎。
这他娘的，就是江湖路。一点也不诗情画意，只有挤、乱、吵，还有前途未卜的茫然。
轮船在低沉的汽笛声中，缓缓驶离了十六铺。透过舷窗，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暮色中亮起灯火，像一条璀璨的宝石项链。
航程枯燥。第二天白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甲板上，靠着栏杆看江水。长江入了江苏段，江面开阔，浑黄的江水奔流不息。赵老六偶尔会出来站一会儿，依旧是那副沉默是金的样子。阿燕则几乎不见人影，要么在舱里守着她的箱子，要么在甲板僻静处做些简单的拉伸活动，像只蓄势待发的豹子。
我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路线，对照着记忆里的水文图，默默推演。这“申宜线”一路要停靠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最后才到九江，路上得耗掉两天多。
到九江码头，已是第二天的傍晚。船靠稳，跳板放下，旅客上下，又是一阵混乱。
赵老六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下船。我和阿燕跟着他，挤过熙攘的人群，出了码头。九江这地方，比上海破落不少，街道两旁多是些老旧的骑楼，路上跑着些破卡车和老式公交车，偶尔能看到一两辆桑塔纳轿车驶过，引得路人侧目。
赵老六在码头出口处站定，摸出包“庐山”烟，点燃，默默抽着，眼睛望着出站的人流。
约莫等了十来分钟，一个身影晃晃悠悠地凑了过来。
这人约莫四十上下，个子不高，精瘦，穿着件皱巴巴的灰色涤卡中山装，领口油腻腻的，脚上一双软底布鞋，沾满了泥点子。他肩上挎着个比我的还破旧的帆布包，鼓鼓囊囊，不知道塞了些什么零碎。脸上堆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眼神却活泛得很，滴溜溜地在我们三个身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赵老六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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