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铺码头还是老样子，嘈杂、混乱，我拎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往外挤，心里头却比码头还要乱。
没直接回东台路，先在路边摊囫囵吃了碗阳春面，才往三川阁晃荡。远远看见那熟悉的门脸，木板门关得严严实实。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点儿，耗子那小子最爱蹲在门口跟人吹牛，水生也该在里头拾掇东西了。
走近了，才看清门板上挂着的老铜锁。我摸出钥匙，插进去，咔哒一声，锁开了，心里却更沉了。推门进去，没有人，没有声音。
耗子？水生？我喊了一嗓子，声音在空荡荡的店里格外突兀。
没人应。
我放下行李，按下墙上的开关，打开灯。昏黄的光线照亮了店铺。货架上的瓶瓶罐罐还在，柜台里摆着的几件充门面的民窑瓷器也没动，唯独少了那两个人。
不对劲。我走到柜台后面，手指在台面上抹过，干干净净，不对劲，这很不对劲啊！我掀开柜台挡板，弯腰往里看，平时放在那里的几本账本还在，但水生的一把刻刀躺在地上。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水生把他这些雕刻工具宝贝的很，不可能胡乱丢在地上。
我快步上了二楼。我们三个平时在这儿歇脚、喝茶、商量事。一眼扫过去，水生的床铺叠得整整齐齐，但他放在枕边的那个从不离身的紫砂小茶壶不见了。我的床铺也没动过。
我立刻蹲下身，伸手往我床底摸去，指尖触到一个硬木箱子的轮廓。我把它拖出来一点，借着门口透上来的光仔细看，箱盖上我做的那个极隐蔽的头发丝标记，完好无损。心里一块石头暂时落了地，《坤舆万川考》和那些要命的铁符还在。可随即，更大的恐慌涌上来——不是为了这东西，那耗子和水生人呢？
我冲下楼，重新锁好店门，直奔耗子家。
耗子家在一条窄弄堂里，去年才租的房子，我跑到门口，砰砰砰敲门。
耗子！秀秀！开门！是我，陈默！
里面静悄悄的，连声猫叫都没有。
隔壁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王阿姨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正在择的韭菜。她是耗子的邻居，平时和秀秀处得好，我来看耗子时见过几次。
是陈老板啊，王阿姨认出了我，找志军啊？他们不在家。
王阿姨，我赶紧问，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我店里也没人，这都一天没见着了。
王阿姨放下韭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哎呀，不晓得呀，昨天一天就没看到伊拉。早上没见伊拉媳妇出来买菜，晚上也没见亮灯。我还奇怪呢，伊拉媳妇大肚皮，平时蛮少出门的，志军也是，前天晚上还见他回来，后来就没影了。
前天晚上？您确定是前天晚上？
确定的呀，王阿姨很肯定，阿拉老头子那天夜里高血压犯忒了，吾出去买药，回来辰光快十点钟了，正好碰到志军急匆匆朝屋里厢跑，吾还搭伊讲了两句闲话呢。
他说什么了？
伊就讲店里厢有点事体，要回来拿点物事。看看伊急吼拉吼的，吾也勿好多问。
那您看到他后来出去了吗？或者有什么人来过？
个倒勿晓得嘞，王阿姨摇头，我伺候老头子吃药困觉，哪能还顾得着外头额事体。
我谢过王阿姨，站在弄堂口，夜风吹过来，浑身发冷。三个人，同时不见了。耗子、秀秀，还有水生。水生的茶壶不见了，刻刀却掉在地上，耗子匆匆回家后就再没出现……
我又跑回东台路，不死心，去问隔壁裱画店的顾老板。顾老板正要上门板，看到我，有点意外。
陈老板，回来啦？你那两个伙计呢？昨天一天就没开门，我还以为你们一起出去跑货了。
有点事，他们先走了。我含糊道，又问：顾老板，您前天下午到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生面孔在我店门口转悠？或者听到什么动静？
顾老板扶了扶眼镜，想了想：生面孔天天有啊...不过你这么一说，前天下午倒是有两个男人在你店门口站了一会儿，穿的嘛...普通的很，深蓝色的卡其布工作服，像工厂里的。我还以为是来找你看东西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进屋裱画去了，没太注意。不过...他顿了顿，晚上大概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你店里有说话声，声音不大，但听着不像是在谈生意，倒像是...在争论什么。
我心里一沉。深蓝色卡其布工作服，晚上八九点的争论...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三川阁，重新锁好门，瘫坐在柜台后面的破藤椅上。
水生的刻刀还在脚边，我弯腰捡起来，握在手心。
报警？怎么说？说我两个伙计可能被黑社会绑了？因为我去盗墓，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警察一问，我他妈第一个进去。
找周主任？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就在我口袋里，捏在手里，边缘都快被我手心的汗浸软了。这是最快的办法，可能也是唯一的办法。但这就等于把自己彻底卖了，以后是圆是扁，都得任人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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