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宜县的清查进入了最艰苦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大牢里弥漫着绝望和恐惧的气息，长时间的关押与反复盘问，让不少人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廖二虎和平安像两个最有耐心的猎人，在纷乱冗杂的口供与物证中，筛选着那一丝可能的光亮。
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身上——黄子澄妻子陪嫁嬷嬷的侄子，一个在县衙户房做书办的小吏。此人原本因与黄家沾亲被抓，一直喊冤，坚称自己毫不知情。但在连续数日的高压环境下，又听闻可能全家流放云南的传闻，终于崩溃。
他供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大约在天幕出现后一个月，也就是洪武十一年下半年，他曾受黄子澄私下委托，利用职务之便，悄悄查阅过县内及邻县近五年的“僧道度牒”及“异籍流民”登记册，重点是寻找那些“精于天文谶纬、奇门术数或曾游方四方、行踪不定”的僧道及方士的记录。黄子澄当时解释说是为了撰写一篇考证地方异闻的文章，并叮嘱他务必保密。
“当时小的没多想，只当表少爷（黄子澄）是书生好奇心重。”书办哭丧着脸，“现在想来，表少爷那段时间确实心神不宁，常常独坐发呆，有时还自言自语说什么‘天道渺渺，人何以堪’、‘避无可避’之类的话……小的当时只以为是读书读魔怔了。”
查阅僧道方士记录！ 廖二虎和平安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黄子澄在察觉到某种威胁或接到某种信息后，试图自己进行调查或求证！他查到了什么？又为何最终选择了“自杀”？
顺着这条线，廖二虎立刻提审了分宜县及周边州县所有负责僧道户籍管理的老吏，并调阅了相关卷宗。在大量的翻阅和比对中，一个名字渐渐浮出水面——“云踪子”。
根据零散记录，大约在洪武八年前后，曾有一个自称“云踪子”的游方道士在赣西一带活动，此人精于占卜星象，偶尔显露些“小术”（可能是简单的幻术或药理），能言善辩，结交了不少地方士绅，但行踪飘忽，从未在任何道观长期挂单。约在洪武九年末，此人突然销声匿迹，再无正式记录。
而根据黄家那个书办的模糊回忆，黄子澄当时查阅后，似乎对关于“云踪子”的几条记录特别关注，还用纸笔记下了一些信息，包括“云踪子”曾短暂停留过的几处地点，以及与之交往过的几个当地乡绅的名字。
“查！立刻去查这几个地方和这几个人！”廖二虎几乎跳起来。这个“云踪子”，是否就是后来出现在黄家门外那个游方道士？或者与之有关联？
平安的动作更快，他立刻分派精干手下，持廖二虎的金牌手令，分赴记录中的地点，暗访那些可能与“云踪子”有过接触的乡绅。与此同时，对黄家所有遗物的第三次梳理也紧锣密鼓地展开，重点寻找黄子澄可能私藏的笔记或那张记录“云踪子”信息的纸片。
应天城内，东厂的触角在黑暗中延伸得更广、更深。王景弘虽然谨慎，但在朱元璋的明确授意和资源支持下，这个新生的机构展现出了惊人的渗透能力。
针对“玄都观”火居道士和“博古斋”掌柜的调查有了进展。那火居道士法号“虚静”，确实来历不明，度牒是几年前从江西某小道观“补办”的，经暗中查证，那道观早在元末就已荒废，所谓“补办”纯属子虚乌有。“虚静”平日在观中深居简出，但与城内几家药铺、杂货店有秘密往来，购买之物除了朱砂硝石，还有硫磺、铅汞以及一些罕见的矿物粉末。东厂的暗探设法弄到了一点他丢弃的药渣，经懂行的老太监辨认，其中几味药配伍奇特，似与一些迷幻或致幻的方子有关，绝非正经修道所用。
“博古斋”掌柜姓胡，背景似乎干净些，是本地坐商，但其资金流向可疑。常有不明来源的大额银钱存入，又迅速流出，主要用于收购那些稀奇古怪的天文仪器和矿物。东厂暗中监视其店铺，发现夜间常有神秘客商出入，交易物品都用黑布严密包裹。更蹊跷的是，锦衣卫内部档案显示，此人在洪武初年曾因“交通匪类”被调查过，后因证据不足释放，当时的案卷里提到，与之接触的“匪类”中，似乎有前元“阴阳司”漏网人员的影子。
朱元璋得到这些汇报，眼神更冷。“阴阳司”是元廷掌管天文占卜、祭祀吉凶的机构，里面不乏奇人异士，也藏污纳垢。如果这个组织有残余势力融入地下，与白莲教等秘密教门合流，确实有能力策划一些超越常人理解的行动。
最让朱元璋警惕的，是关于齐德的消息。那个试图接触齐德的“同乡秀才”，在东厂的跟踪下，露出了更多马脚。此人根本不是什么秀才，真实身份是南直隶一个破落盐商之子，好逸恶劳，专一帮闲。他受雇于一个中间人，任务是“接近齐德，探其口风，若能引其对朝廷或天幕生出怨望，必有重赏”。东厂顺藤摸瓜，找到了那个中间人，却是一个混迹市井的“包打听”，声称雇主始终蒙面，只以银钱和那个“同心圆”符号的一半图案为信物，任务下达后便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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