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成捧着册子，手指抚过封面上的字。
指腹很粗糙，全是握锄头磨出的老茧。
大半年，一个读书人的手变成了农民的手。
翻到第一页，上面有李清晨预先写好的第一行字。
“大炎历五三五年冬，雍州北，第一棵树。”
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字是印上去的，不是写的。
“分蛋糕的人最后拿。”
宇文成把册子合上。
眼睛红了，但没掉泪，抬起头的时候，嘴角还挂着笑。
“十年之约，你还记着。”
“当然记着，大炎历五四五年夏，老槐树下。拿《贞观政要》当尺，量你的树有多高。”
宇文成转过头去，对着暮色喊了一声。
“陆江！铁格尔！范阳！过来帮忙卸车！”
陆江从马背上跳下来。袖口卷到小臂，小臂上多了好几道烫伤疤。是被热锅沿、铁砧边、窑炉口烫出来的疤。
从马上提下一个布袋子，打开给李清晨看。
里头是账册，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笔迹还是那个笔迹，但数字比大半年前大了十倍。
“李教习，雍州北的账我管了半年，没出一分错。苏州会馆的汪伯又给了我一本新账册，上面记着扬州码头十年的抽成。等我回去，照着这本账的反面一条一条掀。”
铁格尔第三个下马。
整个人壮了一圈。肩膀宽了，胳膊粗了，站在那儿像半截铁塔。从马上卸下一个麻袋，打开。
里面全是农具。锄头、铁锹、镰刀，每一把都打上了火印。火印是两个，铁格尔和雍州北。
“李教习，雍州北的农具全是我打的。没有皮垫子我就用麻绳浸桐油缠，一样好用。这地方的铁不好，我加了三次碳才打出硬度。国子监拿《中庸》压我们，我用铁砧回他们。”
范阳最后一个走到李清晨面前。从怀里掏出一本新册子。麻线装订，封面是粗纸，上面写着两个字。
雍州北。
字迹和当初送给李清晨的那本旧册子一模一样。但这一本厚了三倍。纸页边缘磨出了毛边，封面上还有一滴油渍。
是灯油，不是墨。
“教习，你教我们用册子记录。这本记的是雍州北从我们到任到现在所有的事。修了多少渠，打了多少井，免了多少税，减了多少租。老黄头的黄豆种下去了没有，苟三磨了多少豆腐，码头打了多少桩。事无巨细，全在上面。”
范阳的声音顿了顿。
“旧册子送给了你，新册子我会一直记下去。记到雍州北每一寸地都变了样。”
李清晨接过册子，翻了几页。
每一页都密密麻麻。不是文人写文章的笔法，是庄稼人记账的笔法。但每一个字都端正，每一笔都用力。
力透纸背。
“好。”
李清晨把册子还给范阳。
“十年后，这本册子要和宇文成的《种树录》一起，放在老槐树下。算你们四个的成绩单。”
宇文成看着五辆马车上的箱子。
“你带了什么东西？这么多。”
“农机图纸，精铁犁头三套。棉种。风箱皮垫子二十张。水泥配方手册，新书。白糖十斤，酥糖五斤。”
李清晨顿了顿。
“还有一封信。”
从袖口里抽出信，递过去。
“我爹让我带给你的。”
宇文成接过信，信是李晨亲笔写的，封口用火漆封着，火漆上盖的是唐王府的印，印纹是一只展开翅膀的鹰。
“我爹说，这封信不用回。看完了，收好。十年后再拿出来看。他现在在高昌，明年开春铁路通车。他说，你种你的树，他修他的路。看谁的先成荫。”
宇文成把信揣进怀里，贴着心口。
“替我谢谢唐王，告诉他，雍州北的树，根已经扎下去了。大炎历五四五年夏，老槐树下，我会带着满树的果子去见他。”
夜色已经完全沉下来了。
三棵树村的炊烟融进了夜幕里，羊倌赶着羊群回圈，鞭子在暮色里甩出几声脆响。
村口的歪脖子榆树下，马车上的油布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底下木箱子上歪歪扭扭的墨字。
农机图纸，精铁犁头，棉种两袋。
李清晨和宇文成并肩站在土埂上。脚下是冻硬的滩涂地，远处是黄河。看不见河水，只能听见水声，低沉而缓慢，像一个老人在夜里咳嗽。
“清晨。”
“嗯？”
“你还记不记得，在国子监的时候，严监丞拿《中庸》压我们。‘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他说我们是越位。我们不该想大炎的事，不该想百姓的事，不该想天下的事。”
“记得，你说什么？”
“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严监丞说，匹夫有什么责？匹夫的责是种地纳粮。我说，那匹夫种的粮被谁吃了？他答不上来。答不上来就拿戒尺打我手心。打了三下，我手心肿了三天。”
宇文成笑了一声。
“那时候我连戒尺都不敢躲。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宇文成，就是个读死书的呆子。锤子还没磨成刻刀，连自己是干柴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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