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隔音门紧闭，墙壁上覆盖着吸音材料，只有几盏低瓦数的红灯提供着幽暗的照明，映照着复杂通讯设备上闪烁的指示灯。空气里弥漫着电子元件发热的淡淡焦糊味和一种绷紧的寂静。
玛格丽特独自坐在巨大的通讯控制台前，戴着耳机，紫罗兰色的眼眸在红光下显得格外深邃锐利。她面前的控制台上，几个仪表盘的指针随着电波的强弱微微颤动。
这是通过莫斯科中转的、最高级别加密的越洋专线。信号需要跨越千山万水，穿过可能存在的监听和干扰，才能连接到遥远的东方，那片正在血与火中燃烧、也孕育着希望的土地——西安，东工盟中央驻地。
等待接通的“嘟…嘟…”声在耳机里有规律地回响，每一次间隔都仿佛被拉长。玛格丽特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控制台冰凉的金属边缘。三天前那份来自东方战区的紧急战报，像一根刺，扎在她的战略布局和革命良心上。
华北地区，由于第三国际驻东方军事代表团对工农革命军原驻扎于前线的第八师三个团的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的“错误指导”与“一意孤行”，导致防线出现不应有的薄弱环节，遭日军精锐部队抓住机会猛攻，一度出现大规模溃败的危险迹象。
万幸，熟悉当地地形和敌军战术的东北军协同部队，以及工农革命军第九师第三十二团临危不惧，以巨大伤亡为代价，死战不退，最终勉强稳住了战线，但损失惨重，士气受挫。
报告用词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沉痛、以及对“国际顾问”脱离实际、傲慢指挥的隐晦批评，让玛格丽特夜不能寐。
这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苗头，但却是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她深知国际主义援助的重要性，也珍惜与东方同志的血盟，但绝不能让宝贵的援助、更宝贵的战士生命，葬送在脱离实际、盲目照搬他国经验的“指导”之下！
她真的生气，非常生气，自从她上任以来，对于东方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第三国际人员的参与都保持高度重视，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不能自大，不能教条，要结合当地国情，与本地将帅协同作战”，可是呢？还是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现在，她已经不打算对军事代表团方面抱什么“只要责备再提出要求就好”的指望了，她要放权，把权力，直接交给东工盟！
“嘟……”
“咔嗒。”
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一阵细微的电流杂音，然后是一个沉稳、略带口音、但异常清晰的男声，用的是略带口音但流利的俄语：“这里是西安。请讲。”
玛格丽特深吸一口气，用清晰、沉稳的汉语开口，她的汉语流利得让通讯那端的人似乎都顿了一下：
“晚上好，西安的同志。这里是巴黎，玛格丽特·凯瑟琳·卡隆，法兰西公社劳工总联合会联席会议主席。我请求与东工盟中央领导同志通话，有紧急事项商议。”
短暂的沉默，似乎那边在快速确认身份和进行内部沟通。片刻后，那个男声再次响起，语气多了几分郑重，但依旧平稳：“卡隆主席同志，您好。我是段裕后，目前负责中央与外部联络协调工作。朱、毛、周等领导同志正在主持一个重要军事会议，暂时无法脱身。中央授权我全权听取并转达您的意见。请讲。”
段裕后。玛格丽特脑中迅速调阅关于东工盟领导层的有限情报。这是一位以务实、坚韧和擅长处理复杂关系着称的干部，并非最高层，但显然是核心决策圈信任的、能够在敏感时刻代表组织进行对外沟通的人物。由他接听，既表明了重视，也是一种谨慎。
“段裕后同志，您好。感谢您在繁忙中接听。”玛格丽特的声音透过电波，跨越万里，依然保持着冷静和诚恳，“我首先，代表第三国际，特别是法兰西公社，就近期华北地区因我方军事代表团不当指导而造成的被动局面和战友们的牺牲，向贵党和东工盟领导下的全体抗日军民，表示最深切的歉意和沉痛的哀悼。这是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严重偏差，责任在我方。”
她开门见山，直接承认错误，毫不推诿。这是对话能够继续下去的基础。
耳机里传来段裕后平静的回应：“卡隆主席同志言重了。战争总有波折，国际同志们的帮助，我们始终铭记。不知您此次来电，具体是？”
玛格丽特知道对方在等待实质内容，她也不再绕弯，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坚定：
“段裕后同志，基于此次事件的深刻教训，以及我们对东方战场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重新认识，我以第三国际军事集团主席及法兰西公社联席会议主席的名义，正式向贵党提出一项请求，或者说，是一项必须确立的原则。”
她一字一顿，确保每个字都清晰地传递过去：
“自即日起，第三国际派驻东方的所有军事代表团、顾问、观察员，对贵党领导下的各部队——包括工农革命军、抗联及各根据地武装——的任何作战计划建议、战术指导、兵力部署意见，乃至训练大纲的修订，都必须、且只能作为参考，而绝不能作为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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