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岛的海岸线上，意大利的三色旗已然稳固，但亚历山德罗深知，真正的胜利不仅仅在于军事占领，更在于如何将既成事实转化为国际社会（哪怕是默认为）承认的合法统治，并稳固地消化这片新获得的土地。来自伦敦的战争威胁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他必须展现出最大的谨慎与“诚意”，以避免给英国任何动武的借口。
他迅速向克里特岛前线指挥官下达了明确的指令：立即停止一切可能被视为挑衅英国或进一步刺激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舰队停止炮击其他岛屿目标，陆军固守已占领的沿海城镇和战略要点，不再向周边其他岛屿发起新的进攻。全力清剿岛内残余的奥斯曼散兵游勇和零星抵抗，但行动必须克制、精准，避免波及平民。
与此同时，他命令组建“克里特临时军政府”，由一位以灵活和政治手腕见长的将军负责。军政府的首要任务并非高压统治，而是迅速恢复秩序，展现意大利统治的“优越性”和“合法性”。他们宣布大幅降低奥斯曼时代繁重的税赋，承诺尊重当地东正教信仰和希腊传统文化，并给予地方社区相当大的自治权限，允许他们自行推举代表参与管理地方事务（当然，最终决策权仍在意大利军政府手中）。
科斯塔集团旗下的贸易公司迅速跟进，开通了与克里特岛的定期航线，运来廉价的工业品和粮食，收购当地的橄榄油、葡萄酒和水果，试图用经济纽带将岛屿与意大利捆绑。同时，一项鼓励意大利本土（尤其是南方贫困地区）移民前往克里特岛定居的计划也开始悄悄酝酿。
更重要的是舆论宣传。在军情局的暗中组织和资金支持下，克里特岛上很快出现了许多“自发”的民众集会和请愿活动。长期受奥斯曼统治压迫、且与土耳其人宗教信仰不同的希腊裔居民，许多人对意大利人的到来最初是观望，甚至有些人在经济实惠和自治承诺的诱惑下，开始转向接受。集会者挥舞着意大利和希腊旗帜（后者被默许甚至鼓励），高呼“感谢意大利解放者”、“反对奥斯曼暴政”、“自愿加入意大利王国”等口号（这些口号大多由意大利顾问精心设计）。《复兴报》和《风云日报》的记者们“恰好在场”，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感人至深”的场面，将意大利描绘成克里特基督徒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而非侵略者。这套强大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极力在国内外塑造意大利行动的“正义性”和“民意基础”。
然而，亚历山德罗明白，舆论和怀柔只是辅助，真正的安全保障需要一纸条约。与原本时空不同的是，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俄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巴尔干领土尽失，北非和爱琴海岛屿又被意大利夺占，国库耗尽，士气彻底崩溃。苏丹和他的大臣们现在最恐惧的不是失去遥远的省份，而是帝国核心的存亡。
亚历山德罗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示外交大臣蒙特贝罗子爵，主动向君士坦丁堡伸出“橄榄枝”，提议进行停战谈判。谈判桌上，意大利代表看似彬彬有礼，实则立场极其强硬，给出的条件几乎是最后通牒：
1.领土割让：奥斯曼帝国必须正式、永久性地将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利比亚）和克里特岛的主权割让给意大利王国。
2.战俘处理：意大利同意释放所有奥斯曼战俘，但对方需支付一笔“人道主义安置和食宿费用”（实质是变相的战争赔款，避免了羞辱性的“赔款”字眼）。
3.移民选择：准许仍留在上述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公民（主要是土耳其官员、士兵及其家属）自愿返回帝国本土，意大利提供必要便利（实则希望他们离开以减少不稳定因素）。
4.禁止支持反抗：奥斯曼帝国承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或秘密地支持、资助、鼓动上述地区的任何反抗意大利统治的活动。
5.经济捆绑：双方同意加大经贸往来，奥斯曼帝国承诺在未来数年内，向意大利购买一定额度的工业品（如纺织品、机械设备），意大利则相应购买奥斯曼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如烟草、干果），以此“促进两国经济复苏与友好关系”（此举既为意大利工业开辟了市场，又给了土耳其一个挽回些许颜面的经济台阶，而非纯粹的政治屈服和经济赔偿）。
走投无路的奥斯曼帝国，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几乎是含着耻辱，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1878年2月，意土双方代表在瑞士日内瓦秘密签署了停战协定及后续条约草案。亚历山德罗成功地用法律形式，为意大利的征服行动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尽管这层外衣薄如蝉翼。
几乎就在意土达成秘密协议的同时，欧洲东部的风暴中心也迎来了暂时的平静，但这平静之下是更深的不安。俄军在亚得利亚那堡的胜利和直逼君士坦丁堡的兵锋，引起了伦敦和维也纳的极度恐慌。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领导的政府反应尤为激烈，向马尔马拉海派出了一支强大的皇家海军分舰队，摆出一副不惜与俄国决裂开战的态势，坚决阻止俄国独占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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