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月的华北平原，热浪裹挟着硝烟与尘土，灼烧着每一寸土地。通往北京的道路上，一支混杂着各国制服、语言各异的庞大军队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推进。在这片由英军、日军、俄军、法军、美军、德军、奥军、意军组成的八国联军部队中，一支规模不大但队列异常严整的队伍，正以稳定的步伐行进在侧翼。士兵们头戴独特的宽檐盔，身着浅卡其色热带军服，肩扛着修长的新式步枪，枪口一律朝上，刺刀在烈日下反射着森然寒光——这是意大利远征军。
指挥官埃托雷·莫拉蒂上校骑在一匹深栗色的战马上，不时举起望远镜观察前方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北京城垣。他年约四十，面容冷峻，留着一撇精心修剪的髭须，眼神像鹰隼般锐利。出发前，他不仅收到了总参谋部和陆军部的详尽指令，更在罗马亲自接受了首相亚历山德罗·科斯塔的耳提面命。
“莫拉蒂上校，”亚历山德罗当时在首相府地图室对他说，“你的任务有三个层次：第一，确保我军以最小伤亡完成解围使馆的军事目标，展示意大利军人的勇气和纪律。第二，在联军中，我们要做可靠的伙伴，但不是出风头的傻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首相的手指重重敲在地图上的紫禁城位置，“当别人忙着抢夺金银珠宝时，你的眼睛要看向更长远的东西。约束你的士兵，我们有更大的猎物要捕。”
此刻，莫拉蒂脑海中回响着这些话。他转头对身旁的副官低声吩咐：“传令各连，重申纪律：严禁私自离队劫掠，严禁无谓烧杀。遇抵抗则坚决打击，对平民尽可能约束。所有战利品需经军官登记，重点是地图、文件、书籍、仪器，当然还有国库。明白吗？”
“是，上校。”副官策马向后传令。
他们的纪律在混乱的联军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沿途经过的村庄，时常可见其他国家的士兵在废墟中翻找值钱物件，甚至为争夺财物发生争执。一队意大利巡逻兵经过一个刚被俄军骑兵洗劫过的村庄时，看到几个俄国兵正试图将一名老农脖子上的玉坠扯下。带队的意大利中尉皱了皱眉，用生硬的俄语喊道：“先生们，前面还有战斗。”俄国兵瞥了一眼意大利人整齐的队列和机枪组，悻悻地松开了手。
八月十三日，联军对北京外城发起总攻。意大利远征军的任务是配合日军左翼，进攻东便门至广渠门一带。战斗在黎明前打响。炮火撕裂了晨雾，古老的城墙在爆炸中颤抖。与其他部队有些混乱的冲锋不同，意军的进攻显得有条不紊。
莫拉蒂将他的数门65毫米山炮和四挺菲亚特-雷韦利M1895机枪布置在精心选择的掩体后，提供压制火力。
“意大利人打得很准。”一名日军少佐对身旁的联队长低语，“他们的火力配合也很熟练，不盲目冲锋。”
当城墙被轰开缺口，日军爆发着“板载”的呐喊潮水般涌上时，意大利步兵则以散兵线交替掩护前进，班组战术运用娴熟。在广渠门附近一条胡同里，一小队意军遭遇了依托民房顽抗的清军武卫后军士兵。意军没有硬冲，而是由一名士官带领两名士兵迂回到侧面，投掷手榴弹（意军少量装备了防御型手榴弹）制造混乱，正面机枪同时开火压制，迅速解决了战斗，自身仅轻伤一人。
战斗间歇，莫拉蒂的指挥所里，那台笨重但宝贵的野战无线电报机（由四名士兵专门负责搬运和保护）正在工作。天线架设在残破的屋顶上，嘀嘀嗒嗒的声音与远处的枪炮声形成奇异合奏。他们能与天津的基地保持联络，甚至偶尔能接收到海军舰只发来的信息，这在此刻的联军中是独一份。
“上校，英国远征军司令部的传令兵。”副官引着一名英军骑兵过来。
骑兵敬礼，递上一份命令：“将军阁下希望贵部能在拿下外城后，抽调一部兵力，协助肃清崇文门至前门大街区域的残敌，确保向内城进攻的侧翼安全。”
莫拉蒂看了一眼地图，干脆利落地回答：“告知将军，意大利远征军将派出一个加强连执行此项任务。请明确划分责任区域和联络方式。”
传令兵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他见多了讨价还价或阳奉阴违，如此清晰高效的回应在联军复杂的指挥体系里并不多见。他再次敬礼，转身离去。
八月十四日，外城陷落。真正的混乱开始了。
联军各部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北京的大街小巷，军纪在巨大的财富诱惑和复仇情绪面前迅速崩解。抢劫、纵火、屠杀在四处上演。穿着不同军装的士兵们冲进王府、官衙、商铺、民宅，将一切看得上眼的东西拖拽而出。
意大利远征军的驻地附近相对安静。莫拉蒂下达了严格的命令：除执行巡逻和肃清任务的小队外，主力集中驻扎在占据的一处原清军兵营内。营地门口设双岗，军官轮流值勤。
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完全置身事外。几支由莫拉蒂亲自挑选的、由军官或可靠士官带领的小分队，正以“侦察敌情”、“搜查军火库”、“保护重要建筑”为名，有目的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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