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9月7日，北京，东交民巷西班牙使馆（临时充作谈判会场）。夏末的闷热仍未散去，但会场内的气氛却比天气更加凝重滞涩。长长的谈判桌上，铺着墨绿色丝绒桌布，十一面不同的国旗摆在对应位置。中方代表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坐在一端，面色枯槁，仿佛所有的精气神都已在这场持续了近一年的屈辱谈判中被榨干。对面，是十一个国家的公使和武官，表情或倨傲，或冷漠，或算计。
意大利全权代表、驻华公使萨尔瓦戈·拉吉坐在相对靠中间偏右的位置。他穿着一丝不苟的黑色外交礼服，灰白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维持着一种符合身份的严肃，但那双深陷的眼睛里，偶尔会闪过锐利的光。他的面前摊开着厚厚的条约草案文本，旁边是加密的密码本和一份来自罗马的、写满首相亚历山德罗·科斯塔亲笔批示的指示要点。
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焦点集中在两个核心：赔款总额及各国分配比例，以及除撤军、惩凶、道歉之外的“新增权益”。
英国公使萨道义爵士正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发言：“……基于各国所受损失、出兵规模及维护远东和平的长期成本，四亿五千万两海关银的总赔款额度是合理且必要的。分配方案必须体现公平原则，同时考虑各国在恢复秩序中贡献的实际力量。”
接下来的争论激烈而琐碎。俄国要求基于其出兵最多（且趁机占领了满洲大片土地）获得最大份额；德国强调其公使克林德遇害的特殊性，要求额外补偿和更高的政治地位；法国在意其在华天主教利益和未来投资特权；日本则咄咄逼人，要求与其出兵数量和“地理位置重要性”相匹配的份额。
萨尔瓦戈公使大部分时间在倾听，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当讨论到意大利时，他清了清嗓子，用流利但带点口音的法语（外交场合通用语）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诸位阁下，意大利王国在此次不幸的事件中，坚定地履行了国际义务。我们的远征军纪律严明，在军事行动中有效配合了联军整体部署，为解围使馆和恢复秩序做出了公认的贡献。我国侨民和商业利益也蒙受了相当损失。”他顿了顿，翻开一份文件，“基于贡献、损失及维持大国在华地位平等的原则，意大利政府认为，我国应获得不低于百分之十九的赔款份额。同时，考虑到天津港在我国对华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以及保护未来侨民安全的需要，我们要求在天津海河东岸，划设一处专管租界，面积应与各国已有租界相仿。”
会场里出现一阵轻微的骚动。百分之十九这个比例超出了意大利实际军事贡献（约占总兵力的6%）和经济损失。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交换了一个眼神，俄国代表皱起眉头，日本代表脸色不豫。
德国公使穆默首先发难：“阁下，百分之十九？这是否过于……乐观？意大利的军队表现值得尊敬，但规模毕竟有限。”
萨尔瓦戈早有准备，他不慌不忙地回应：“穆默阁下，衡量贡献不能仅仅看士兵数量。意大利军队的专业素养、技术装备（他特意提到了无线电报）和纪律性，在座的军事观察员们都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他话锋一转，看向中方代表，“意大利在战争后期及谈判期间，一直秉持建设性态度，致力于推动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这是一种无形的、但对最终和平至关重要的贡献。”
这话说得颇为巧妙。一方面抬高了意军的“质量”，另一方面暗示意大利在列强中相对“温和”的态度，有利于条约最终签订——这某种程度上是说给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听的，也是一种对其他列强的提醒：过分挤压意大利，可能使其在个别条款上与中国“合流”或制造障碍。
接下来的讨价还价是外交艺术与锱铢必较的结合。萨尔瓦戈侯爵展现出与他的贵族风度相匹配的坚韧。他援引意大利在地中海和非洲的地位，强调一个稳定、繁荣的意大利对全球平衡的益处（潜台词：你们需要意大利在其他地方的合作）。他私下与英国、法国代表沟通，暗示意大利可以在其他殖民地问题上保持灵活（想起南非的默契），以换取他们在赔款份额和租界问题上的支持。
最终，经过数日拉锯，在总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三十九年还清）的框架下，意大利成功争取到了百分之十点二的份额，即约四千五百九十万两海关银（约合3770万两白银，远超原时空数据）。虽然不是最初要求的百分之十九，但已是远超按纯兵力计算比例的胜利。同时，意大利获得在天津海河东岸（俄租界以南）划设面积约700亩的专管租界的权利。
消息通过加密电报传回罗马时，亚历山德罗正在奎里纳莱宫与财政大臣莱昂纳多·巴尔迪、殖民事务大臣列蒂开会，讨论东非殖民地预算。
秘书将译电呈上。亚历山德罗快速扫过，脸上没有露出明显的喜悦，只是微微颔首，将电报递给莱昂纳多·巴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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